|
| 何喜華：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很多外國人來香港打幾年工就可以正式成為居民。(中評社記者攝) |
說到天水圍的街坊，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安置了居民，就說解決了住屋問題，我們還要考慮他們的工作這些連接生活的問題。其實，我們社會還有很多有需要，但是不肯申請公屋的基層市民，他們有些在油麻地工作、有些在深水捗工作，有些就是“遊牧民族”，這些“遊牧民族”在哪裡工作，就在附近租廉價房子。為了節省交通費，他們寧願住在素質較低的房屋，也不願被安排到離市區較遠的公屋，有人甚至選擇露宿街頭，有些人家在深圳，只是在星期六才回家。所以，要處理房屋問題就要看清實際情況，要找人“落區”深入了解實際情況，不要單看數據就以為已經解決問題。
有時候，一些社會問題是由官僚製造出來的，你一定要有能力駕馭這些官僚系統。就以土地為例，政府現在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土地不足，如果這個理由成立的話，香港就完蛋了，而且根本不用再發展，曾蔭權甚至為這問題在“策發會”上發脾氣。我們當然明白當中難處，關鍵的是，政府首先要制定政策目標，然後下面的機器才會動，政府說每年要建15000間公屋，其實最終只要達到指標就可以，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當年董建華先生在制定房屋政策時，我也有參與其中。當年的“八萬五”是個客觀科學的理據，我們當時有一個供求模式，預算了人口結構的變化，研究了一般人的收入，同時又根據他們的意向。當時規劃處統計了二萬幾戶，於是就推算了公屋和居屋的大概需要，我們當時推算了8萬這數字，但董先生就怕土地貯備不足和人口變化大，所以就將目標加大一點，加到八萬五。然後，所有有關部門就要根據“八萬五”這目標，找尋未來15年所需土地。為什麼要15年？因為從建設到落成樓宇，我們需要大概15年時間。所以，關鍵是要先知道訂立政策的目標，然後才能推動下面的部門。
中評社記者：今年的施政報告，市民反應尚可，你怎麼看呢？
我們社福界最不滿政府是，每年都會做一些好事情，今年也是，比如老人可用兩塊坐車，但其實我覺得這只是惠及公共事業，這兩塊錢是額外補貼給他們的錢，老人家自己用兩塊錢就可以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相信，很少有老人家因為這兩塊錢就周圍遊，比較好的一個方面是，因為現在實施最低工資之後，很多安老院的成本提高了，所以加了價，約300至500元。現在拿綜援的老人約有4萬多人住在這些安老院中，這些綜援是不夠的，今次也都加了200多元給他們。雖然每一屆政府都會多少涉及這些方面，但是我希望能有一個整體的規劃，一個結構性的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