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野田在美國與奧巴馬會晤時，據說奧巴馬給野田提了一堆要求，特別對日本與中韓商討中日韓FTA、與歐洲謀談EPA很是不滿。回國後野田的對美外交變得非常積極：誓言在11月APEC決定是否參與美國主導的TPP；在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上，內閣諸大臣也是不斷往沖繩跑，並稱要在年內拿出基地搬遷地的環評報告，向美國人宣示“我們正在努力做”；讓美國人更滿意的是野田在美方夢寐以求的放寬美國牛肉對日出口問題上也鬆口了，原本只能2歲以下的小牛肉才能進口，未來將放寬至3歲內。之所以如此，因為野田認為，搞好與美國的關係，在外交上他就能“借力使力”，有更大的揮灑空間。
與對美關係不同，在對華關係上，野田的手法是“利用”，利用分兩個方面——利用中國的經濟地位，同時利用中國的變化、中國與周邊關係的變化來制衡中國的政治影響。前者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震後復興需要中國的支持，而且日本作為以出口拉動增長的經濟體，在美國與歐洲均陷於一蹶不振的時候，對中國的出口更是保證其經濟不致大幅度衰退的重要砝碼。因此，在當選日本首相後，野田明確表示要“深化戰略互惠關係”，實際上就是希望中日經濟關係保持穩定。
而在另一方面，野田並沒有放棄制衡中國。今年初自民黨前總裁河野洋平批評菅直人政權的對華政策：“一方面視中國為假想敵，一方面又跟對方說要搞好關係，這樣怎能讓別人信任？”不幸的是，野田的所作所為與菅直人很相似。野田內閣外相玄葉光一郎出訪東盟三國，明確宣稱要搞“價值觀外交”，近幾屆政權，一直在強調要與所謂價值觀一致的國家形成“准同盟”，雖然很少直接提到中國，但實際上就是在搞“制度歧視”，利用中國與亞太許多國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不一致鑽空子、打楔子；中國與東盟的一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有分歧，野田政權又開始插手，9月底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訪日，與野田就“日本海上自衛隊和菲律賓海軍通過定期磋商等方式強化海上安全保障合作”達成一致，而近日玄葉光一郎訪問印尼，就“有必要構建多邊框架解決南海紛爭”達成了共識。雙方還計劃在11月印尼巴厘島召開的東亞峰會上提出該主張。日本並非南海問題的當事國，插手此事一方面替菲律賓、印尼等國打氣，阻撓這些國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和解，另一方面日本也是要借此在東海中日劃界問題上爭取更多的支持者。
問題在於，日本的這種做法，真的對日本有利嗎？正如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日前所說的那樣，“日本應該考慮什麼才是日本真正的國家利益”，但是野田似乎並不明白應該怎樣做才能真正搞好中日關係。經濟上利用、政治上防範與制衡，看上去好像左右逢源，但實際上是一廂情願。經濟與政治乃至安全，從根本上說是一體的。野田為強化其對華制衡政策的“合理性”，在10月16日的航空自衛隊閱兵式上高調強調中國與朝鮮對日本安全環境的負面作用。問題是，領導人的宣示，經過輿論的渲染，影響民眾對中國的觀感，形成所謂對華負面“民意”，而這種民意又會鼓動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政策。螺旋形自我加強的結果，就是日本高層在對華外交上自縛手腳，可選擇的餘地越來越小，很容易影響經濟關係的發展。
中日關係歷來複雜而又脆弱，對日本而言，如果真要構建長期穩定的中日關係，首先必須增強互信，但日本政治精英們的所作所為，似乎並無此意，這才是中日關係未來的隱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