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主權信貸危機的最大風險並非來自肆意揮霍，而是來自增長緩慢和通縮。四年前，西班牙和愛爾蘭被視為財政清廉的楷模。它們的問題是由經濟和金融體系崩潰造成的。對負債累累的國家而言，如果債務利率長期遠遠高於名義增長率，那麼壓低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就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有關方面在分析緊縮措施的時候總是過高估計它們的功效，忽視了它們給經濟增長、通脹乃至未來稅收收入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果全球經濟恢復適度增長，赤字問題將是可控的。如果沒有增長，減輕債務負擔多半是不可能的。
第五，擴張性財政緊縮理論在當前環境下可謂自相矛盾。人們經常說，堅決削減赤字會促進增長。這種說法在有些情況下是正確的。上世紀90年代的加拿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一開始的利率非常高，並且擁有一個快速增長的鄰國，此外還允許本幣貶值。而現在，安全利率已經非常低；依賴快速增長的鄰國也不可行，除非中國和德國等盈餘大國改變政策；歐元區赤字國家更不可能對它們的主要貿易夥伴採取本幣貶值策略。相反，正如英國現在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財政緊縮導致了經濟收縮。如果央行不採取行動抵消財政緊縮對需求產生的負面影響，情況會更加糟糕——歐洲目前的形勢就說明了這一點。
文章最后表示，這些都是需要汲取的慘痛教訓。對G20來說，如果無視市場動蕩、讚揚歐洲最近達成的協議，發誓維持當前的全球增長軌跡、口頭上要求盈餘國家做出調整，那當然要容易得多。但那樣做會造成災難，因為這場危機的終極教訓是，信心和自滿其實是自我否定的預言。世界經濟現在面臨的危險，不亞於過去30年間的任何時候。只有當政策制定者感受到與這種危險相稱的不安情緒時，他們才會採取必要的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