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主張，對於中華文化的優長劣短，應秉持客觀研究的態度，不溢美，不諱言，事實求是；尤其應將其放入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背景下，以及多樣文化相互激蕩比較的大舞台上，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以人為本”的思想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為什麼有些人對西方人道主義五體投地，對中國人本主義就如此不屑一顧？西方最早的“人道”也是大有缺陷的，不施於婦女和奴隸。只是隨著市民社會和工業革命，它才逐漸演變進化到今日的人權思想。西方人權思想有許多進步意義，同時也還存在著難題，最大的難題是無法應對多元文化的挑戰。中華民族尤其是大部分漢族確實沒有虔誠的宗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文化缺憾。然而它也證明了文化多樣性的生命力，漢文化以倫理道德的發達來規範人的行為，並以最大的包容對待一切宗教，使佛教中國化，甚至於同化了最頑強的猶太教。在制度建設方面，目前西方十分關注中國的法制思想史，認為它形成了幾個思想高峰，尤其是唐朝律法不僅涉及到刑法，而且有相當的民法內容，不僅有明確的定罪量刑，而且兼及人情倫理。中國的科舉制度成為擢拔人才的現代文官制度的根源。有些東亞國家效法科舉制，如朝鮮、日本等，但皆因嚴重的社會等級制度而未能奏效。(注11)這也證明中國社會的平等意識領先於同時期其他國家。把中華文化說成“說謊系統”、“極權主義”，實在很不公允。另外，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始終把個人放於宗族家族之後，其實，在其他所有的前現代社會中，都存在著類似傾向。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才大力張揚了個性。從世界層面考察，西方是個特例。從今天的狀況考察，把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也出現了相當的弊病。個人主義與團體主義各有利弊得失，只有使其協調平衡，才能推動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在貶低中華文化的同時，李喬又表現出強烈的“台灣文化”自傲感。他的解釋是，“台灣文化”過去“在異族壓迫統治下”難以形成可觀的“歷史發展”，廣大民間風俗習慣，各次文化層，幾乎全被漢文化的次文化特質所充塞，這是台灣人醜陋面的主要“力量”。但是，台灣人社會的民主法治觀念、科學思想、理想追求、人格尊嚴等現代人、現代社會的“普遍信念”，絕對比原鄉大陸進步、高明。而此一“比較之異”，正是“台灣文化”所以是“獨立文化體系”之證，也是信心之所系。(注12)可惜他引以為傲的台灣人的“普遍信念”，似乎只是西方文化價值觀。崇拜西方文化，鄙視中華文化，就是他的“台灣文化”。如果離開了中華文化，就沒有台灣文化，從外面學來的文化沒有嫁接的砧木，也無法生根發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