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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取得了進展 |
中評社╱題：試論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概念與特徵 作者：謝曉慶（武漢），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作者指出，在兩岸共同的語境中，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實際上就是台灣的對外關係問題，所謂“國際空間”，可以視為台灣在對外交往中所形成的關係網絡。台灣對外交往的範圍越廣，則表明“國際空間”越大；反之則越小。這一問題有五項特徵：第一，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不包括台灣與大陸以及香港和澳門的關係問題；第二，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不是在“台灣‘國際空間’”一詞創制後才出現的；第三，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在具體內容上是一個開放性、動態性的問題；第四，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不是一個純粹的內政問題；第五，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
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新時期的三年多來，兩岸關係取得了長足進展，兩岸協商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得到恢復，兩岸全面實現直接雙向“三通”，兩岸宗教、文化、體育衛生、學術、教育科技交流規模越來越大，兩岸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交往也漸次展開。尤其是，2010年6月29日《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的簽訂，更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它標誌著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在經濟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兩岸關係，特別是兩岸經濟關係由此邁入了互利雙贏的新階段。(注1)然而，在這樣到來不易的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軌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幾年時間裡，兩岸圍繞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卻時有矛盾紛爭，暗流洶湧。譬如，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中華台北代表隊”與“中國台北代表隊”的名稱之爭，9月兩岸圍繞瑙魯、岡比亞等國提出的台灣“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活動”提案在聯合國的攻防以及2009年7月16日中國大陸代表隊在高雄世運會開幕式上的集體缺席，都表明幾年來兩岸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並沒有從根本上消弭兩岸在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台灣“國際空間”問題仍然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潛在威脅，是兩岸關係中的結構性矛盾之一。(注2)在這一背景下，對台灣“國際空間”問題加以研究，並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若干解決這一問題的建議，無疑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而作為研究的前提，討論這一問題的概念和特徵無疑是必要的。
台灣“國際空間”問題的概念
從詞源上講，“台灣‘國際空間’”一詞的出現應該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此之前，筆者無論是在政界、學界，還是新聞媒體中，都沒有見到這一用語。“台灣‘國際空間’”一詞的發明權主要應歸屬於李登輝。(注3)正是在他執政後，“台灣‘國際空間’”一詞首先在台灣島內得到廣泛使用。1992年9月台灣“大陸委員會”公佈的“兩岸直航的問題與展望說明書”中列明的所謂兩岸直航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大陸“在國際社會全力打壓我方活動空間”。(注4)1993年5月4日，李登輝在接見北美和歐洲地區華文新聞傳播人士時說道：“統一是我們的目標，在這之前，中共應體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的歷史事實，並且不應阻礙我在國際發展的空間，不以武力犯台，以對等的實體對我。這是我政府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最基本的要求，政府也是秉持穩當、謹慎的態度來進行。”(注5)1994年7月“大陸委員會”公佈的“‘一個中國’政策說貼”同樣指責說，“兩岸關係之改善，並未使中共停止在國際社會封殺我活動空間”，“這種昧於政治現實而蠻橫的心態，使兩岸關係進一步改善甚為困難”。(注6)陳水扁執政時期，這一用語繼續被使用。2007年9月6日，陳水扁在與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進行視訊會談時就曾說道：“過去的一年，中國更強力施壓聯合國秘書處要求發表
‘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錯誤主張，企圖片面改變台海的現狀，並全面封鎖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注7)
馬英九上台後，這一用語仍然被沿用。2008年10月8日，馬英九在接受日本《世界雜誌》專訪時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把經貿關係正常化，然後進一步緩和雙方在國際上的摩擦，讓台灣能夠得到合理的國際空間，最後我們希望跟大陸簽訂和平協議，終止兩岸的敵對狀態，讓台灣海峽真正變成和平、繁榮的大道。”(注8)
在台灣首先使用“台灣‘國際空間’”一詞後，大陸也在就該詞所指涉的實際問題與台灣進行的“口水戰”中引入了這一用語。1991年3月28日，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台灣在經濟上有廣泛的國際聯繫，但作為政治實體要求在國際上有「生存空間”，這樣做只能導致國家分裂，不利於促進祖國的統一」。(注9)5月11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則說道，台灣方面“力圖謀求與我‘對等的政治實體’地位，借此推行‘彈性務實外交’，‘拓展國際生存空間’”，“這些都是不現實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注10)從此，“台灣‘國際空間’”一詞成為兩岸間的一個通用詞，儘管兩岸賦予該詞的感情色彩顯然不同。
在兩岸使用“台灣‘國際空間’”一詞的過程中，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所指涉的具體內容逐漸明確起來。從兩岸賦予該詞的涵義來看，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所指的實際上就是台灣的對外交往問題，它往往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對外交往或國際地位並提。以台灣方面為例，1992年的“兩岸直航的問題與展望說明書”為證明大陸在國際社會全力打壓台灣的活動空間，列舉了幾項所謂實例，包括“干擾我方與外國建立、恢復或維持外交關係，遠的如波羅的海三小國，近的如尼日爾、韓國；阻止我方以世界第14大貿易國的地位申請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並揚言反對我方重返聯合國；阻擾我方與日本、匈牙利、南斯拉夫、德國等國家延續或開拓航權，並迫使中加航線開航後暫停及中越通航二度暫停”。(注11)1994年7月台灣當局發表的“台灣兩岸關係說明書”在指責“中共始終刻意封殺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時，具體指出的是“設法排除或貶低中華民國在各種國際組織中的地位，極力破壞中華民國與有邦交國家的關係多方阻擾中華民國拓展航權、採購正當自衛所需的武器裝備，或與其他國家的高層人士相互訪問、開展正常關係”。(注12)1997年1月1日，李登輝在“元旦祝詞”中說，確保海峽兩岸和平安定與開拓國際活動空間，始終是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重大課題。我們必須繼續開展國際活動空間，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組織，全方位增進雙邊和多邊關係，加強互惠與合作。(注13)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說道：“我們相信，以今日的民主成就加上科技經貿的實力，中華民國一定可以繼續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持續加強與友邦的實質外交關係之外，我們更要積極參與各種非政府的國際組織。透過人道關懷、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等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擴大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並且回饋國際社會。”(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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