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5日電／2012年可能是中國告別數量型經濟增長、全面啟動痛苦轉型的關鍵之年；也是超越GDP情結、順勢切換到高值低耗經濟發展周期的過渡之年。中國無法隔離於持續動蕩的外部世界，而“內憂外患”恰是催生關乎中國下一個十年乃至二十年發展命運的戰略性改革方案的源動力。
2012，對中國來說，更值得期待。
上海證券報刊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的分析文章表示，在世界經濟熬過了異常詭異的2011年之後，有不少人將今年世界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概括為歐元會否解體以及中國經濟會否硬著陸。對於前者，至少到目前為止，誰也無法給出精准的預測。雖然愈演愈烈的歐元危機令“歐元之父”蒙代爾先生異常尷尬，但若將歐元體系的可能崩潰歸咎於浪漫有餘理性不足的歐陸國家熱衷於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甚至簡單歸罪於蒙氏的這個理論，顯然不公道。畢竟，經濟學與經濟實踐從來都是講究約束條件的。當然，從這個角度來說，歐元區國家的確應該檢討。不過，退一萬步講，即便歐元體系今年真的崩潰，也遠非世界末日。只是歐洲人應該明白，金融主導國業已開啟的全球金融大洗牌，暫時是不會收手的。
中國經濟在2011年面對很多難題。首先是管控通脹消耗了央行的極大精力。文章曾，在當今的世界範圍內沒有哪位央行行長樂意與通脹為伍，可現實是揮之難去的通脹卻在去年一年裡持續不斷折磨著決策層與央行的神經。而隨著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後遺症的集中發作，方方面面都在苦尋應對之策。有人幹脆大罵“凱恩斯主義”，這就顯得有點非理性了。“凱恩斯主義”既非天使，亦非魔鬼。關鍵看決策者如何拿捏。章玉貴早在三年前就曾分析過，在政策調控中應盡力避免陷入“凱恩斯主義”的經驗思維，亟須著力提升政策投放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尤其是民眾熱望的就業與收入增長，理該是經濟困難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出發點和立足點。如今回頭看，在本輪危機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以往任何一次的情況下，經濟復甦絕不是一兩個經濟事件就能帶動的。甚至，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亦非應對危機的最優策略組合。更何況在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措施中，僅資產投資一項就占到90%以上，而用於支持社會福利設施和刺激消費增長的開支甚少。這又怎麼能避免產能的過剩與資產泡沫的泛濫？而當去年第四季度以來經濟增速呈現放緩趨勢時，“保增長”一時間似乎又成了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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