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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參事劉志仁在2011年《農村經濟綠皮書》新聞發布會暨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研討會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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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1月9日電／2004年以來，中央連續下發了八個“一號文件”，出台了一系列直接有效的強農惠農政策。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從2004年的2626億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萬億元左右，年均遞增21%。由此伴隨的是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實現連續8年增產，農民收入實現連續八年較快增長。據南方都市報報道，正如上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所指，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
國務院參事劉志仁就是其中的見證者和參與者。劉志仁，現任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九三學社中央農林委員會主任。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從事農業研究，數十年來始終奔走田間地頭，自稱“幹農活的研究員”。作為國務院參事的他，“不坐專車，坐出租車，因為坐出租車可以聽到來自農村司機的真實聲音，就是調研。”
目前“三農”發展的“黃金期”是否毫無瑕疵？未來農業發展是否還會一帆風順？劉志仁接受記者採訪時坦言，目前“三農”發展仍存在眾多問題，所以需要中央“一號文件”統領重視，農民利益需要得到進一步保障。
對農業的忽視須以“一號文件”的形式警醒
記者：從2004年到2011年，為何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八年聚焦“三農”？
劉志仁：從國外經驗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常常被邊緣化，也就是犧牲農業、農村、農民利益以快速實現現代化。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工業增速越來越快，農業在G D P中的份額越來越小，而農村區域卻極大，至今仍占我國總面積的85%，農民人口還是大頭。
中國是人口大國、農業大國、農民大國，所以必須解決農民的問題，否則，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可能會實現，但卻不會穩固。農業是基礎。但目前已被很多人淡忘。最近一兩年，中央越發感到農業的重要。在經濟轉型、金融危機等各種衝擊下，社會問題很多、很尖銳，此時如果農產品供給出現問題，整個社會都會混亂。
記者：為什麼通過“一號文件”這種形式呢？
劉志仁：如果不搞一號文件，就很容易出現錯誤導向，地方幹部立即就會不重視農業。現在很多地方也已經把農業作為包袱，經濟不斷增長，而農業在G D P份額不斷下降。
記者：近年來的“一號文件”和上世紀80年代的五個“一號文件”基調是否不同？
劉志仁：我認為，最近幾年，各行各業用發展的成果掩蓋改革滯後，這種現象越來越嚴峻。現在追求G D P、經濟高速發展，並增加了投資量。但問題是，體制問題、機制問題、突出矛盾和深層次矛盾並沒有解決。所以我認為，正確把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農村工作會議精神，就是要加大改革力度，穩中求進，“進”就是改革。上世紀80年代的5個“一號文件”，是含智慧很高的文件。而現在則是含金量很高的文件，“金”即資金。實際上，加大投入不是改革，也代替不了改革。
記者：《農業十二五規劃》提出，今後10年國家對農業科技創新的投入將超過3萬億。農業科技也被預測為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為什麼現在如此重視“農業科技”？
劉志仁：從農業角度講，改革前我國是農業窮國，現在變成農業大國，但最終目標是農業強國。農業強，主要就強在科技上。但我國自然資源有限，如果按照目前傳統技術繼續使用，無法長期維持，必然產生惡性循環。所以必須加強科技。
今後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主要動力源於科技。科技還要和教育緊密聯繫，大量培養掌握先進技術的新興農民。從糧食生產角度講，達到11420億斤，為歷史最高。以後若要增加，在土地有限的角度講，就要提高科技。其次，食品安全需要科技保障。如果科技手段進一步提高，整個農產品質量安全比例還能大幅提高。通過科技，也可以穩住農產品價格，保障供應供給。同時，科技也能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科技必然會促進組織化，組織效應大，科技才能發揮最大效應。有利於統一品種、技術、管理及機械化等。可以說，重點發展農業科技，是加快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轉型的必要過程。到2020年可能會取得預期效果。
記者：我國在此方面和發達國家是否存在差距？在農業生產力方面，中國這一農業大國目前在國際上還具備優勢嗎？
劉志仁：在發展中國家中，我國農業科技化水平處於領先地位。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也有領先領域，比如雜交水稻。但總體還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農業科技進步率太低，只有50%多的貢獻，而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達到70%－80%。
物價上漲不能推卸於糧價，建議高速公路免費
記者：物價上漲是否也取決於糧價提高？
劉志仁：我國整個社會物價都在提升。過去有種觀念認為，食品價格是各項價格的基礎，物價指數高，必然引起通脹。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不是孤立的，受各方面影響，比如運輸成本、勞動力成本等均提高，單純壓低農產品價格沒有道理。
需要注意的是，農產品漲價並不是由於單純的生產而出來的，從初級農產品到食品，鏈條太長，包括運輸、加工、儲運、流通等。在最終價格中，農民只能得到很少一部分。說明：第一，農民組織化太低，第二，流通體系並未形成，成本太高。導致目前是“兩頭叫、中間笑”，生產者、消費者抱怨，但中間流通環節獲利。
記者：近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始終強調“菜籃子”問題，2011年國務院常務會議也強調降低物流成本價格。
劉志仁：目前效果並不明顯。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又發文件，又涉及鮮活農產品流通。目前流通業基本是中小企業，國家政策難以控制。我們正在研究，讓農產品從田間直接到餐桌。比如目前的“農商對接”，經過我們農經界呼籲，門檻已經降低。一旦農民種植化水平提高後，加大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模，這就成為可能。
2011年8月，國務院召開農產品流通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頒布的8項規定中，5項和我們調研有關：高速公路免費減費、綠色通道；關於農民組織建設，使農商對接更加順暢；不要過高估計城市消費者收入，市場配置必須改變，要允許早市、夜市等自由市場存在；城市多建設公益性菜市場，在農產品供給中，政府應該真正服務社會，而不能完全用市場機制運轉。
記者：目前物流的改善效果似乎不明顯。
劉志仁：流通的管理體制不順。目前是以商務部為主導，生產部門是農業部，而現在改革難的原因是因為部門利益越來越強。如果不下大決心改革，一旦部門利益更強，就更難以改革。同時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有時也衝突。
我認為，2012年中央應當採取強制措施，比如高速公路收費，我一直建議高速公路免費。但我也認為，中國很難建設成與國外持平的物流水平。因為中國農產品量大，商品化率太高，運距太長，這就加大了運輸成本。
記者：你怎麼看待2012年的糧食生產形勢？
劉志仁：從最近十年的走勢看，國外對我國農業的影響越來越大。糧食作物進口，影響最大的是大豆。大豆大量進口，導致目前糧食自給率不足90%。可以說，大豆和榨油產業已經陷入危急境地。但目前國內食用油需求導致大豆還需進口。榨油話語權基本喪失，民族榨油廠基本倒閉。這就有個教訓，招商引資太熱，導致“引狼入室”。大豆就是很明顯例子。中國是大豆原產國，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前一直是純出口國。但此後就純進口，且每年大幅增加。除加入W TO原因外，還有就是我國大豆生產水平低。單產低、價格不合理，加上外來大豆價格優勢，導致本國大豆生產節節敗退。但由於國內食用油和豆製品需求存在，使得目前並不能停止大豆進口，也不能減少進口量，只能降低進口增幅。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在於農民組織
記者：為什麼物價在漲、糧價在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幅呈正比嗎？
劉志仁：判斷中國農業成功與否，主要是兩大因素，分別是糧食生產和農民收入。其中，糧食生產是穩定社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棋子，就像軍棋中的總司令。糧食生產量提高，農民收入就會提高。2012年，我預計農民收入可能會提高1000元，增幅要高於城鎮居民，但還很難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記者：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呢？
劉志仁：我認為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提高糧價。儘管這會對城市消費者有影響，但受影響的主要是中低收入者，可以發揮政府對其補貼作用。對於政府補貼，應該在城市建立公益性的糧食供應點，比如超市或糧店。同時建立平民市場，對消費者設立門檻，比如發放糧食優惠券等。
同時，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比如土地等。增加補貼。我認為目前對農民補貼不夠。補貼只解決了農民的小問題，而未解決大問題。國家要創造良好的外出打工環境。對農村社會的保障強度要不斷加強，包括教育和醫療。
記者：近年來，國家採取很多措施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你對現狀滿意嗎？
劉志仁：現在最重要的是，農民組織化程度很低。農村經濟及政治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農民組織化。可以說，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不僅是克服經營面積小的有效途徑，也是提高農民政治地位、收入和農產品質量水平的關鍵。
我國的現狀是農民盲目生產，在物質化生產情況下，農民只能看市場而生產，致生產價格高的，供過於求，又造成價格下降。所以中國農產品價格將始終呈波浪形，不穩定。因為中國農區分布廣泛，而農產品消費區距離遙遠。所以要盡快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是解決中國現在農業問題、建設新農村的瓶頸。
記者：怎麼才能擴大農民組織化程度呢？是否也需要類似中央“一號文件”的綱領性文件來指導？
劉志仁：我此前建議，今後三農政策應該主要著眼於農村組織問題。因為農民組織化問題是我國目前的最大缺陷。30年來通過改革我們感到人民公社經營制度不符合中國的實情，把它拋棄了，這是對的。但是拋棄後，就需要有新的事物替代，但目前這個工作非常滯後。
現階段要推行專業合作社，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應該講是最近十幾年整個議論比較多的，在這個基礎上，2007年國家通過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實施以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還面臨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農民組織化覆蓋面太小。
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根，在於農民組織。目前上訪和上訴，農民始終居高不下，說明其權益受到損害，正源於其沒有自己的組織，政治上沒有地位，所以一直處於弱勢群體。我對日韓農協和台灣農會做過調研，結果表明，農民組織是穩定農村的重要因素。同時，2012年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5年，也是聯合國確定的國際合作年。國際合作主要從農開始。因此，我想借此機會，再次呼籲加強農民組織化。只要解決了農民組織問題，其他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反對工商企業進村，警惕外企進村
記者：在2011年12月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溫家寶明確提出不能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來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你怎麼理解這個觀點？
劉志仁：雖然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但農民權益保護也存在問題。城市工商企業進入農村，工商企業和村幹部連成一體，強制性剝奪農民土地，即讓農民上樓。
我認為，城鎮化道路在中國進行了二三十年，每年一個百分點增長，但很多人認為是“偽城鎮化”。我認為其中有個重要思路沒有弄明白，即中國為什麼要推進城鎮化？為誰推進城鎮化？我認為，中國要搞小城鎮建設，主要是要解決農村問題，為誰？就是為農民。
記者：但現在很多農民已經“上樓”。
劉志仁：現在這種態勢不能再持續，要及時刹車。已經進行了的地方，要繼續安排後續工作，包括農民就業等。只要上了樓，生活水平下降、沒有就業機會的，國家就應該承擔起來。總理也說，“不能犧牲農民利益”。沒有條件的地方，一定不能逼著農民上樓。
我認為，逼迫農民“上樓”，嚴重損害農民利益，大多和工商企業進入農業有關。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又成為新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資本化農業，整個城市資本或企業資本進入農村，實行企業化經營，必然實行圈地。而我主張，要根據中國特點，堅持家庭經營方式，擴大農民合作，農民在經營基礎上進行合作，政府支持合作組織，使其直接銷售農產品。
但並非所有企業都不能進入農村。進入農村的企業可分三種，第一種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國家要全力扶持。其次是工商企業進入農村，我持反對態度。2001年中央已經提出，不鼓勵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到農村承包土地，但並沒有禁止。2011年11月29日，國土資源部又發布文件，要嚴禁工商企業到農村圈地。第三，外企進入農村，要警惕。因為外企進入農村，去年產生了很嚴峻的現象，即糧食收購，中國政府難以對其進行宏觀控制。國家規定了糧食最低收購價，但一些外資企業進入後，抬高糧食收購價，導致國企等收不到糧食。而外企收到糧食後，可以控制市場，從而使國家喪失話語權。所以，糧食收購門檻要提高。
記者：在現有土地資源緊張的形勢下，企業進入農村能夠被制止嗎？
劉志仁：現在城市建設用地基本已經用完，必然要擴展到農村。未來肯定還會出現剝奪土地權的事件，但關鍵是，讓農民滿意，不是一時滿意，而是一世滿意。地方政府如果有這種觀念，就好辦。地方政府不能只追求當前利益，而要考慮地區長遠發展。
記者：怎麼才能讓農民“一世滿意”呢？難道要停止農村土地建設？
劉志仁：如何在保持18億畝地的紅線基礎上，採取新的措施？當務之急是要整理恢復開墾面積。此次提出新“三農”，即“強農、惠農、富農”。“強農”就是強調硬件和投資方面，國家要進一步加強，強化農業基礎，包括設施、水利建設；“惠農”是軟件政策，通過強和惠，使得農民“富”。我認為，從傳統“三農”到“新三農”，說明中央在國際國內複雜形勢中，看到農業基礎地位的重要性。因為2012年要“穩定”，穩定與否，關鍵在於“三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