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3日電／在選擇“抗議者”作為其年度人物時，《時代周刊》(Time Magazine)指的是印度的反腐鬥士以及北美和歐洲的“占領”運動，但最重要的還是涌入突尼斯城、開羅、大馬士革、薩那和班加西各大廣場的年輕男女，也就是為“阿拉伯街”(Arab street)一詞賦予全新意義的抗議者。“阿拉伯街”長期象徵著尚處於醞釀初期、目標仍不明確的慍怒，而如今則代表著對民主的嚮往，對長期以來只有西方世界才有的政治體制的嚮往。
在2012年及以後，阿拉伯國家對民主的追求將會如何發展？是隨代議制政府、言論自由和獨立司法的建立而進一步深化？還是被新形式的威權主義撲滅，或退回到過去部族對立的局面？
金融時報刊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歷史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拉瑪昌德拉•古哈的分析文章稱，民主能否繼續鞏固，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抗議者希望樹立的模式。阿拉伯的民主人士應該研究東方一些較新民主政體的經驗，而不是向西方學習。以印度為例，每次大選（迄今已舉行了15次大選）都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宏偉的民主選舉權展示。在印度，軍方被嚴禁參與政治；而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各種信仰的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
比印度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孟加拉國。儘管孟加拉國一度被視為無可救藥，但該國目前年均經濟增長率接近5%，不僅實現了糧食自給，還擁有龐大的製造業，逾100萬婦女在其中就業。軍隊不再插手政治，這裡的伊斯蘭教比文本主義者更加普世，其公民社會亦充滿活力。
文章稱，孟加拉國的轉變是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最近一本佳作的主題。這本書因是在“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前出版，目前獲得了極大的關註。一個擁有厚重伊斯蘭傳統的文化能夠尊重婦女權利嗎？一個由軍隊主導的政體可以擺脫軍方左右嗎？一個極為貧窮的國家能夠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提供像樣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服務嗎？這些都是與阿拉伯抗議者息息相關的問題——而他們有望在一個迄今還未出現在他們視野里的東方國家找到答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