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與其說是個文人，不如是個政客。因為他在文人裡面是政客，在政客裡面是文人。在任何一方都能夠獲取自己的比較優勢。如果說，李遠哲對政治的影響是靠其高知名度。平時對政治保持緘默，關鍵的時候來個臨門一腳；而李敖對政治的影響則是，高興的時候就參與其中，用搞怪、誇張等手段達到營銷自己的目的的話。那麼，南方朔對政治的影響則主要是靠碎碎念、辛辣的語言，幾近潑婦駡街的方式：對方回應要罵，不回應更罵，直到罵道對方在自己眉頭上寫個“怕”或“服”字為止。
三個人中，南方朔的個性最為乖張。最不像個紳士——這不是筆者的結論，而是南方朔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紳士很難培養，不是馬馬虎虎可以出來的。紳士有很多條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傳統。第一家裡要有錢，我很有學問，人也不錯，但沒有錢，成不了紳士。我必須辛苦工作才能維持生活，紳士的條件是很有錢，不用辛苦工作，是個大老板。很多人有錢就花天酒地，這也成不了紳士。要有錢，有教養，有一些附庸風雅的事情，唱唱京劇，喜歡藝術，來往的是高檔的人，這才形成紳士。中國大陸會有富翁，不會有紳士。”
李遠哲被政治燻染之後，再也耐不住科學研究的艱辛。所以游走於政治和科學之間。“中研院”院長是其兩方面結合的最高成就。自己為自己量身定做的高額退休金，讓其不必從事更辛苦的科學或政治活動就可以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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