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2日電／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0日當著南京市代表團的面，公然否認存在“南京大屠殺”。日媒稱中方代表團對此反應溫和，未做駁斥和抗議。到昨晚，南京方面稱他們當即作出了“回應”，他們另外在中國微博上發表了抗議名古屋市長言論的公開表態。南京方面後宣布與名古屋暫停官方交往。
環球時報刊文稱，中國互聯網上出現抗議名古屋方面以及批評南京代表團的大量聲音。由於中日歷史問題的敏感性，公眾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假設日本媒體的細節描述大體真實，南京代表團的反應的確在外交上不及格。由於代表團多為非外交專業人士，這裡有一定技術性原因，但顯然不是全部。
在中外交往中，外方主動觸及敏感話題，並當面說刺激中方話的時候，比中方做同樣的事要多得多。外方，特別是西方人好辯論，並常有道德優越感，而且不怕中國人不高興。尤其是如果那樣做符合當地輿論的偏好，他們更願意冒得罪中國人的風險。
中國人總體上要拘謹得多。官員們在國內說話謹慎，這個習慣很大程度上被帶到外交場合。“外交無小事”的教導幾乎所有官員都至少聽說過，並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很多人。加上本來中國人就不喜歡惹事，規避外交麻煩成了官員們很多時候的下意識選擇。
文章指出，日本媒體只是公開講述了一個令我們吃驚的細節，其實在每天中外官民的海量接觸中，外方頤指氣使的事情大概還有很多。中國人的被動是文化性的，集體性的。
這樣的謹小慎微已經與中國今天的外交環境和目標不相稱。走上風口浪尖的中國需要敢作敢為，中國對外接觸的規模之大也已經不允許我們為一些細節徘徊不前。外交完全進入了“現場直播”時代，我們的真實性格和決心都一覽無餘。
整個中國外交得自信，中國的具體對外接觸者才會自信，才會對名古屋市長的類似挑釁不暇思索地強硬回擊，其他的“名古屋市長們”才會有所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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