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會有人反問：日本的右翼史觀那麼強，誰能推動日本政府真正尊重“南京人民的感情”？看看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就在去年12月，當中國熱火朝天地上映《金陵十三釵》時，韓國首都市民團體在日本大使館門前建造了一座受難者銅像，抗議日本政府不對慰安婦作具體的謝罪賠償；隨後總統李明博訪問日本，在首腦會談中把解決慰安婦問題當作必須優先解決的外交議題，並針對日本首相要求撤除銅像說：“如果日本政府不採取有誠意的措施，隨著老人的去世還會接著建第二、第三座。”韓國外交如此固執於“歷史問題”，或許被一些擅長“新思維”和“戰略論”的人視為不顧“大局”；但可能令中國人意外，近幾年的民意調查結果大致都是日本國民的多數更喜歡韓國，包括島嶼爭端等各項“大局”俱佳。並且，日本外務省高官3月9日在韓國表示，關於慰安婦問題，“正在檢討可能的解決措施”。這是自尊而取得尊重的證明。
歷史的經驗更值得注意。南京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當時的“民國”徒有虛名。有賴於美國、蘇聯的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勝利，但內戰、分裂以及階級鬥爭的非共同體狀態使得中國的對日外交一再受挫。而領導日本從戰後廢墟再出發的吉田茂首相有著“失敗於戰爭而取勝於外交”的信念；也就是說，日本認識到戰爭時代結束而外交時代到來，所以能利用中國、朝鮮半島的內戰和分裂制勝於戰後處理，成功地回避了日本的戰爭責任。
作為事實，“歷史問題”造成中日關係周期性惡化的頻率和程度在嚴重加劇，那種把中日關係真問題推給後代的不負責任做法，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與韓國一樣，對日外交的“歷史問題”關係民族價值、政治合法性，中國社會不能接受負面結果。迅速把解決“歷史問題”作為中日外交的優先課題給以國際法意義的正式解決，實現有責任、有憑信的戰後中日和解，結束因意識形態想象而友好的“人民外交時代”和企圖以友好掩飾未和解的“後人民外交時代”，創造新的具有國民性的公共外交，才是中日關係的正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