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制度性矛盾不斷積累之下的總爆發
在里根執政期間，這位被喻為“華爾街挑中的”總統就執行了向富人集團和大公司偏斜的經濟政策，而在其執政後期，這種形勢越加明顯。其結果就是：大公司的利潤在增加，但是雇員和工人的薪金沒有增加，工作量卻隨著公司隨意的減員而不斷的增加了。美國社會矛盾的激化始於里根時期。在小布什執政時期，給富人減稅的政策變的更加肆無忌憚。小布什當政時規定工資稅33%，資本稅18%，也就是越有錢的人交稅越少。小布什政府執政期間減免超富階級的所得稅將近二兆美元（二萬億），而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又花了一兆。（由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撰寫的《三萬億美元戰爭：伊拉克衝突的真正代價》一書認為，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所花費遠遠不止此數），小布什接下克林頓的職位時，聯邦有數百億盈餘，2009年1月小布什下台時，留下了數兆國債。
巴菲特在電視採訪和國會作證時都說，我的雇員交稅33%，我拿得比他們多得多，卻只交18%，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們國會議院對我們富人太寵愛了，愛得過分了。索羅斯也贊同這種說法。這兩個人屬於超級富豪，最在乎的已經不是錢，而是社會穩定。因此他們贊同把稅率恢復的一視同仁。但絕大多數富人堅決反對，共和黨堅決反對，別說多交稅，連恢復到一視同仁的稅率都不幹。他們的主張是賴帳，聯邦政府破產，州政府破產，一破產所有債務都賴掉了，欠的養老金福利金都可以賴掉，欠中國的債當然也可以賴掉。因為如果如數還債就只能從富人身上抽稅，窮人和中產階級身上的油水都差不多榨光了。所以富人寧願國家破產。這對富人有好處，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無疑雪上加霜。
今天美國經濟狀況和失業率正在迅速走向1930年大蕭條時的水平。不同於1930年的是，這一次美國政府背負著創紀錄的財政赤字，負債水平幾乎等同年度GDP的規模，這是和平年代的最高紀錄了。普通家庭負的債務龐大，而在這個節點上，又有1945年“嬰兒潮”一代人大批退休，正在從聯邦預算必須支出的社會保險費、醫保和公共醫療補助開支中，把“水”大量抽走。
根據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最新就業數據，2011年8月份全美30州的就業人數下降，其中紐約就業人數下降最多，當月紐約雇主裁員2.2萬人。9月，16歲以上的美國人就業率只有58.1%。這個數據比2007年12月開始的歷時18個月的經濟衰退前的情況明顯下降，這是自1983年以來最低的就業率。
2011年5月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撰文深刻分析了當前美國社會弊端產生的制度根源，他以“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為標題，撰文揭露了財富分配不公平是當前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深層原因，近十年來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長了18%，而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卻持續下降；今天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獲得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佔有國民財富的百分之四十，社會不平等程度比較二十五年前急劇擴大。斯蒂格利茨還指出，當前美國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私人企業壟斷的結果，從上世紀的洛克菲勒家族到今天的比爾.蓋茨都追求壟斷利潤，企業財團還遊說司法部門不去嚴格執行反壟斷法，金融大財團遊說政府對資本投機收入少徵稅或不徵稅，金融大財團還通過行賄買通政客改變遊戲規則獲得了巨大收益，聯邦政府和美聯儲不惜耗費巨額納稅人金錢並濫發美元，提供零利率貸款和慷慨的救市巨資挽救失敗的大金融財團，對保持政治透明性和規避利益牽連的規則置若罔聞；最高法院解除了政治獻金的限制，促使大公司收買政客的行為合法化，通過政界與商界的人事融合和旋轉門制度，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都效命於最富有階層，美國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表面上是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實質上卻都主要是為美國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服務。
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首席經濟學家馬克.章迪（Mark Zandi）說，當今美國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五的人的花費，即佔了美國開銷的三分之一；而頂尖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花費，佔了美國開銷的百分之六十。
與超富集團的窮奢極欲適成對比的是，許許多多人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中產階級在過去三十年的收入呈停滯狀態，而百分之一超富的收入卻是天文數字的躍升。如巴菲特這樣的超級富豪只繳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稅甚或更少，而中產階級卻要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所得稅。全美勞動市場至少有一千四百萬失業人口，而根據獨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斯的統計，他經過追蹤美政府改動的虛假統計指標，得出的真實的失業率是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