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率超過50%。在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始終大於城鎮。這樣，人口從收入差距較大的農村向差距較小的城鎮遷移，就起到了減緩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來，在持續的人口城鎮化與城鎮地區收入差距縮小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會整體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縮小。
收入差距拐點出現的原因
人口轉型和劉易斯拐點來臨，勞動者工資迅速上漲。近幾年，勞動者工資上漲幅度較大，這是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從供大於求到供不應求的轉折點）出現的必然結果。由於中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比重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2011年15歲—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降低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依然保持快速發展態勢，對勞動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大於勞動力的供給，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會上漲。2004年沿海省份開始出現“用工荒”，現在已經擴展到內地省份。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企業採取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適的工人。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勞動者工資開始脫離“生存工資”水平，並持續保持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長75.8%；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長1.1倍。在城鄉居民工資都大幅上漲的同時，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快於城鎮居民，城鄉工資性收入差距趨於縮小。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學歷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收入比穩中有降。根據2009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中國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2.4年。教育的普及對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帶來的收入增長率）的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資本的市場價值得以實現，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從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學歷勞動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漸穩定，不同學歷勞動者的工資比不再上升，近年來甚至出現工資趨同的現象，不同學歷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隨著中國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積極效應將進一步顯現。
惠農政策持續加力，農民增收能力不斷提高。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問題，著力促進農村改革、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發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來中國農產品價格出現明顯上漲趨勢。農產品價格走高固然會推動社會總體價格水平上漲，但也意味著農民收入提高。長期以來，中國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之間存在價格剪刀差，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農產品價格恢復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具體形式。同時，農業生產率逐年提高。以糧食為例，2010年糧食單產較2005年提高7.1%，因單產提高帶來的糧食增產約3450萬噸，占糧食增產總量的55%左右。隨著農業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未來農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將更加廣闊。
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斷完善，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政策效應開始顯現。隨著收入分配問題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一系列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相繼出台。近年來，各地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城鄉養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逐步完善，覆蓋面迅速擴大；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持續提高；教育領域加大了對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補貼，各級教育累計每年補貼支出數百億元。低收入群體從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居民家庭轉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間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