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那批政治問責的官員，大部分亦是公務員出身，心態依然與公務員相似，可以為董建華做，亦可以為曾蔭權做，不見得一定不肯為梁振英做。如果連曾蔭權的心態，亦不外是“打好這份工”，那又怎適宜對他的班底有過高的政治上的要求？
文章說，香港的政治問責官員，大部分都政治立場模糊，只有“好打”與軟弱之分，沒左傾右傾之別。在英治時代，公務員都習慣了不要輕易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場。在公務員圈子里挑政治問責官員，並非合理的做法；只有那些自己也沒有鮮明政治立場的特首，才會這樣做。
在封建時代，未必“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民主時代，一定是一代政黨一代問責官員。英國若是保守黨上台，一定只會任命與自己政黨內的得力人員做政治問責官員，絕不會任命前任的工黨成員做在這類工作。大家的願景都不一樣，道不同怎相與謀？是否有民望，根本不是關鍵考慮。
彭定康甫上任，旋即解散上任的行政局，非我族類，一個不留，連民望極高的李鵬飛，也得執包袱。
文章說，梁振英若想在2017年的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民主遊戲中連任，在組織自己的班底時，必須向先進的民主國家學習，而不是讓那些在政治上相對幼稚的民意牽著鼻子走，找一些民望高的舊問責官員埋班。這樣炒雜錦的班底，怎有條件去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自己的政績又怎會有保障？自己的班底，必須為自己所用，而非為他人所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