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社一位年輕編輯在社內培訓時舉出姚晨粉絲1955萬的事例，這意味著她每一次發言的受眾，比《人民日報》發行量多出近7倍。
這兒危機感的體現的在受眾的數量上，但還不能真正體現危機感的實質，因為不同的媒體和方式，傳播的信息給個人的價值不同，因而可能發生的作用也就不同，最重要的危機感，不在一次性受眾數量上，而在其後的可能連鎖反應上。如果沒有這種後發的潛在效果，那麼是死是活，才真得是危機感降臨了。
在自媒體時代，傳遞給公民信息和情緒的渠道大大增加和擴展，比如名人微博這種方式，傳播量受眾驚人，他是傳統媒體無法抗衡的。該文章就列舉了兩個典型事例，一個是網絡對藥家鑫案件的情緒化宣洩，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絕後的大事件，其影響力在媒體傳播的歷史上和現代輿論監督上、對社會影響的廣泛上，其衝擊力、效應，是傳統媒體無法製造出來的，那就還是自由的聲音在開放的平台上，具有無比巨大的活力，傳統媒體是渠道的水，經過了層層節制，這種宣洩是山洪暴發，無拘無束。
舉例趙普“不細說”微博，帶來的社會衝擊力，也不可小覷，但是帶來了更多的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媒體監督到底能發生多大的作用，媒體人的和職業道德要求和社會法律的滯後等等。趙普的微博給社會管理等方面帶來的衝擊，始料未及，人們反思，他的做法是否合適得當，但是有沒有考慮，正是他的“不細說”，激發了公眾對真相的渴望和追求，其直接的效果，是推動了社會的前進，具體說就是摧毀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若果沒有這條微博，更多的人還在“每天六顆劣質膠囊”的吃下去。趙普的悲劇性結局，不但徹底顛覆了傳統學術定義的“消息”這種文體的概念，也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真相和法律、道德的衝突有時是如此的水火難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