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個月發生的三起事件表明，商業大亨的黃金時代正面臨威脅。第一起事件是，北京最初屬意的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在家中違規建造了一座地下室，其中包含了一個巨大的酒窖。這起事件激起了反商界大亨的情緒，最終有草根背景的梁振英贏得了選舉，他將於今年7月1日就職。輿論的導向左右了選舉委員會的決策。這個委員會僅有1200名成員，相當於香港總人口的0.02%，其成員主要從商業界和專業人士精英中挑選。輿論對北京也有影響。儘管中央政府並未公開表態，但是選委會的一些成員透露，中央政府向他們表明瞭意向。
之後，新鴻基地產(Sun Hung Kai Properties)老闆郭氏兄弟上個月因涉嫌腐敗被捕，這宗調查中還牽扯到一名香港前高級官員。新鴻基地產是亞洲市值最高的地產開發商。
商界大亨從行為楷模變為千夫所指，這個過程值得玩味。香港自由市場的聲譽在回歸中國15年來一直未曾動搖，它一直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基石。香港失業率僅為3.4%，過去兩年中經濟增長17%，政府外匯儲備達2850億美元，幾乎與有2.4億人口的印度尼西亞相當，人均GDP約為3.5萬美元。
然而繁榮的果實落到了少數人的手中。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的收入，即使按絕對金額計算，也比十年前更低。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研究，香港的收入差距是發達經濟體中最大的，不平等程度僅略好於厄瓜多爾和喀麥隆等國。香港有四分之一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過去十年中狀況並未好轉。
“我們都聽說GDP增長驚人，可是我們這些普通人一點也感受不到受益，”三十餘歲的公務員張悅玲（音譯）說。“平均薪水跟不上通脹，房租和樓價漲個不停，把多數人的收入都吸走了。大開發商越來越富，可他們並不會和我們這些人分享。”
不過，候任特首梁振英表示，這種情況不會再持續多久了。梁振英在勝選後首次接受外國媒體採訪，他表示香港必須脫離“大市場、小政府”模式，並說會著手解決經濟不平衡的問題，讓企業向社會支付它們應承擔的成本。儘管透露的細節仍然很少，但已經提出的措施包括供應更多的資助房屋。
如果梁振英所主張的乾預色彩更強的政府，能夠改善成千上萬擠在“籠屋”（一種危險的小隔間，通常是違規的）中的香港家庭的生計，同時又不傷害經濟增長，那麼就會打破20世紀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確立的不乾預模式。歷屆政府都認為不乾預模式是不可動搖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還為此撰寫過一篇題為《願美國像香港一樣自由》(If only the US were as free as Hong Kong)的文章。批評人士稱，如果梁振英在他那條路上走得太遠，隨著財富和實力向東轉移，香港就會在與新加坡和上海的競爭中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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