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兩岸社會的交流使得大陸因素開始參與台灣的社會轉型。在上世紀80年代，台灣社會在經濟騰飛之後開啟了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社會轉型。由於台灣與大陸在社會基礎層面的分離與隔絕，使得台灣的社會轉型獨自在封閉的環境中進行，沒有大陸因素的參與。對台灣民眾來說大陸地區是一個遙遠的地方，台灣民眾只是通過歷史、文化以及“憲政”體系來維繫與大陸的紐帶，對中國的認同缺乏現實生活的支撐。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與本土化轉型進一步擴大了兩岸在社會基礎方面的差距。現在，隨著兩岸社會全方位的交流，台灣民眾親身感受到大陸的真實存在，有效地阻止台灣的社會轉型走向極端。
四是兩岸之間的和解、合作與交流消除了“台獨”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政治學理論指出，“有什麼樣的社會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如果社會的基礎是對抗性的，那麼這種對抗性也就在上層建築上反映出來”②。台灣民眾98%為漢族，兩岸之間不存在本質的差異，台灣與大陸之間沒有種族、宗教等根本性的矛盾。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獨意識”本來就缺少文化或者種族基礎，“台獨意識”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塑造台灣“民族主義”的主體是民進黨人，民進黨的產生是作為反抗者而產生的，民進黨成立的初期是反對國民黨的壓迫，後轉移到反抗大陸的“壓迫”。無論是反抗國民黨還是反抗大陸，他們所倚賴的就是一個對立的外在環境，也就是大陸與台灣相互敵對的政策。2008年以來的兩岸大交流與大合作的局面改變了兩岸對立的社會基礎，消除了產生“台獨”意識的社會背景。
新的社會背景使得台灣民意出現新的訴求
制約了台灣政黨的兩岸政策
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現代西方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G.泰爾朋認為：“對於意識形態的產生所做的解釋和研究，就必須從特定的社會結構、特定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特定的社會和其他的社會之關係等等變革的過程出發。正是這些變革，構成了意識形態產生的物質決定因素”③。過去4年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正在逐步改變兩岸相互分離與對立的社會基礎，開始形成兩岸共同的社會基礎。兩岸社會基礎的變化為2012年台灣的“大選”提供了全新的社會背景，在新的社會背景下，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訴求也出現了新的變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