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評論部：對深圳來說，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層執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頂層設計者。深圳的社會管理創新，如何把頂層設計和基層治理結合起來？
王榮：社會建設不能完全依賴頂層設計。因為再前瞻的頂層設計，也不可能覆蓋每個細枝末節。我們找到的頂層和基層的結合點，是民生。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社會管理要搞好，必須加快推進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新不是畫餅，而是實實在在地讓各個利益群體得到好處，形成人人都是社會建設“東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發現，每年到深圳來招商、招財、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會到深圳來看病、上學，甚至連深圳人自己都會選擇到外地去就醫、上學。這意味著，這些領域的發展水平跟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發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眾這些基本的訴求都滿足不了，還談什麼社會建設？
所以，我們的社會建設，一直以民生為導向。比如，我們今年社會建設的七個重點中，強化實有人口的服務管理、建設“織網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為切入點加強社會誠信建設等，都指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人民日報評論部：在中國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頭過河”的探索，也最有“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現在，面對社會管理創新這個全新的領域，改革的難點在哪裡？
王榮：應該說，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
這對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尤其是社會管理的加強與創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頭”難以摸著的問題，也有社會轉型期矛盾叠加、河裡的“礁石”太多的現狀。去年，我們給社會組織“鬆綁”，但接下來就是如何推動、服務、監管、引導的問題，這需要思想進一步解放，也需要政策法規的配套，還需要更精確的管理舉措。
要破除這些困難，一方面要增強改革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堅定性，另一方面，還是必須緊緊依靠社會公眾的理解、支持和協同，共同努力克服改革中的困難。最需要的支持，是來自人民的支持。
所以，我們將加大政府改革，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把政府為主的社會管理行為轉化為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共治行為。
人民日報評論部：從共建、共享到共治，這是一種執政理念上的創新。在這個“共治”過程中，政府扮演什麼角色？
王榮：我舉個例子吧。去年大運會期間，深圳在“共治”方面，尤其是擴大公眾參與度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制度財富。比如，我們提倡“綠色出行”，不採取行政強制和政治動員，而採取自願選擇、自覺停駛，這樣，不給人添堵也不給路添堵，把“要我做”變成了“我想做”、“我要做”；比如，在建設“志願者之城”、培育社會組織、通過媒體組織關愛行動等公益活動方面，從政府角度，我們積極創造條件，讓社會力量活躍在前台，既調動了社會的創造性，也讓政府行為真正做到親民惠民。
我們有個體會，凡能交給社會解決的，盡量給社會；需要市委市政府牽頭的，或需要社會和政府共同協商的，那政府當仁不讓。當然，社會共治也意味著社會主體需要更加充分地發育起來。目前最需要推動的是行業協會、企業工會、民間慈善、社會自治等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大發展，讓工青婦組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群眾組織，以具備條件實現中央提出的“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而在規範市場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方面，政府仍具有特殊的作用，特別是在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的中國。因此，既要劃清政府權力邊界的有限性，更要發揮政府管理與服務的有效性，這也是“社會共治”的基礎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