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歐元區之所以會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得歸咎於不少會員國如希臘採取的高福利政策，並以歐元低息借貸寅吃卯糧。當債務遠大於政府償還能力時，主權信用的調降又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借貸成本，使得問題雪上加霜。由德國主導的歐盟連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金援方案，首要條件就是希臘等瀕臨破產的國家，大幅度削減包括福利在內的公共開支，以換取債主減記部分債務以及IMF的援助。
社論說，當然，財政緊縮固然能減緩這些國家的債務壓力，但同時也造成了習慣福利制度的民眾極大的不滿，財政緊縮造成的經濟活力喪失，也讓生活品質下降的民眾深感痛苦。民眾通過選票表達憤怒，自然可想而知。問題是，民眾預支福利在先，債主事後減記做出了犧牲，IMF等外部金援更承擔了風險，要因為痛苦而推翻節約方案，恐怕也不盡公平。
歐元區選民的政治反撲無疑會製造新的風險。以節約措施為基礎的國際金援方案一旦被推翻，將引發新一輪的國際金融危機。投資者非常清楚這個道理，就在法國與希臘選舉結果公佈後，亞太股市紛紛下挫。希臘等國履行債權義務的能力受到質疑，也削弱了歐元區的穩定性。花旗銀行的報告便指出，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已經大幅上升。
社論說，歐洲政局變化的吊詭之處在於，選民以選票展現政治意志，卻可能帶來集體性災難。溫和的主流政黨無法應付當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為左右兩翼的極端黨派創造了發展的空間。極端政治勢力的崛起，尤其是極具排外性的極右黨團，將威脅歐洲開放自由的政治文化。對於熟悉歐洲20世紀歷史的人們，這樣的結果讓人不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