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5月23日電／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在全球化的當代，國與國的政治與軍事對立或許不若以往劍拔弩張，但經濟與貿易的競合卻益趨詭譎多變。延宕10年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終於要在今年內啟動，三國各有戰略盤算，卻願意化敵為友，反映出亞洲強化區域整合的歷史機遇已然降臨。
台灣工商時報社論指出，經貿自由化既是台灣必走之路，馬政府在第二任4年內，就應將其列為最優先政策，拿出更大的魄力，有效地化“外患”為推進區域整合談判的助力，才能阻止競爭者後發先至，化解台灣被邊緣化的危機。
在亞洲四小龍中，新加坡與香港屬城市經濟體，前者朝大野小，政策推動容易，後者現已是中國大陸的特區，因此台灣經常面對的問句是：“韓國能，為何台灣不能？”在雙D（DRAM與面板）產業發展上如此，在推動FTA的進程上，更是如此。不過，論者經常以韓國在雙D產業與FTA的“成果”來批判台灣的裹足不前，卻忽略了韓國為了鞏固雙D產業，以及促成FTA全球開花，在“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例如朝野折衝妥協、企業有割有捨、弱勢安置整頓等等。換言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旦進入FTA談判，就要有對他國讓利的準備，朝野若無共同的體認，內耗四起，也怪不得談判對象冷處理，貿易自由化進展受阻。
回顧最近15年，韓國之所以能脫胎換骨，最大的關鍵正在於朝野勇於面對外患，進而化外患為蛻變的助力。亞洲金融風暴為韓國企業製造了“打斷手骨顛倒勇”的契機。當時總統金大中加強對外，開啟貿易自由化之門，對內則有計劃地扶植影視文化產業，形成日後席捲亞洲的韓流旋風。
金大中之後繼任的盧武鉉與李明博不改其志，李明博更進一步將洽簽FTA列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原則，以青瓦台為決策核心，領導跨部會FTA中心進行“雙邊先於多邊”、“大國先於小國”、“區域外先於區域內”的談判順序。一旦韓美、韓歐FTA達陣，其他雙邊與多邊FTA洽商難度就降低許多。事實上，韓國由於洽簽雙邊FTA迭有進展，對於美國反客為主、強力推銷的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目前反而以靜制動，不若馬政府一再疾呼8年內要加入。
但，韓美FTA是輕易達成的嗎？當然不是。2008年李明博上台之初，就因為美牛抗爭而遭遇空前的街頭抗爭，導致他必須鐵腕因應，還到華府演出大啖美牛秀。時至今日，韓國人被迫接受美牛進口的事實，卻發展出非韓牛不吃的對策，讓“外患”成為凝聚愛國意識的動力。
從韓國看台灣，馬政府在第一任4年內最大的經貿成就，乃是促成兩岸ECFA的洽簽，此舉被韓國視為“外患”，因而加速推動中韓雙邊與中日韓三邊FTA談判。現在，中日韓洽簽FTA燒得馬政府有燃眉之急，作法自不能再淡定。首先，在談判機制上，應該仿效韓國擴大組成跨部會專責團隊，以“總統”為決策核心，制訂衝刺的優先順序與戰術。不論是雙邊先於多邊，或雙邊與多邊齊頭並進，重點在整個團隊要有高度共識，才能一致對外，協調府院會的政策與立法配套。
在談判心態上，不論是已進入“後難”階段的ECFA後續協商，抑或其他層次不盡相同的貿易自由化協商，絕對不能再抱持“開小門”或等著別人讓利的態度。這種防衛重於興利的作法，只會延宕FTA的談判進度，更別說畢其功於一役。被視為突破點的台星FTA洽商，迄今進度緩慢，據了解，台方對開放弱勢產業態度保守，正是一大癥結。試想，如果跟新加坡這類沒有農業的城市國家談判，都如此瞻前顧後，面對規模更大、立場更強硬的經濟體，將如何踏出FTA協商的第一步？
在談判速度上，馬政府必須善用第二任4年的黃金談判期，而非8年或10年。有別於韓國改朝換代，重大政策仍有其延續性，台灣自新世紀以來的兩次政黨輪替，多的是人去政息的例子，尤其藍綠在兩岸政策上的歧異，衝擊ECFA的後續協商，進而拖累台灣與他國的FTA談判進度。如果馬政府不能將重大經貿談判的時間表壓縮至4年內，4年後大選變數甚多，自由化會否走回頭路，殊難逆料。
反ECFA陣營最主要的訴求是，台灣未蒙ECFA之利，反受其害，因為台商資金多置留大陸投資；以此類推，洽簽FTA，對台灣產業也未必利多於弊。誠然，任何FTA協商，對談判各方都是一場有得有失的攻防，但台灣經貿面對的國際競爭既是如此激烈，有了FTA，固未必能加分，沒有FTA，競爭優勢卻必定會流失。
就國際競爭而言，如果說陸資是“外患”、韓商、美商、日商又何嘗不是“外患”，為何可以聯日、聯美，甚至聯韓，就是不能聯陸？除非台灣能“鎖國”自給自足，否則終究要面對以小事大的政治現實。凡事搞民粹的結果，4年後就算政黨再次輪替，回馬槍還是會打到目前在野者身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