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指出，只要稍微將台灣本地的金融商品，與上海、香港、新加坡相比，就可感受到，台灣在開發金融商品的緩慢步調與不足，許多新開發的金融交易、企業融資的工具，幾乎無法在台灣出現，儼然降格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小市場，一般人所熟知的還是買賣股票、定存。台灣的金融業，即將（甚至已經）步上製造業的困境。而要改善這一點，從制度上來說就是要把資本利得的漏洞補起來。從這個脈絡來看，實行證所稅的客觀效益，其實是在政策資源上傾向於國際金融業者，而不是券商、傳統金融業者，更不是散戶投資人。
所謂的證所稅爭議，從這個脈絡來看，其實是不同陣營的金融業者，為了政策的走向而爭執。但是，“財政部”在政策辯論時，不敢明說本地金融產業與國際趨勢脫節的現實，只能繞著租稅公平正義的議題打轉，希望藉由訴諸全民的支持，來抵擋反對派的壓力。反對“行政院”版的金融業者也頗為有趣，不敢高舉大旗抗拒國際金融的趨勢，只能藉由群聚力量形成政治壓力，來逼迫行政部門就範。政治人物為了黨派對抗而各自選擇贊成或反對，並不奇怪，但是辯論過程中的的短視、缺乏政策思維，卻令人吃驚。也就是在這種奇怪的狀態下，才會讓證所稅的爭議，用近似焦土戰的方式進行對抗。
社論說，倒是產業界、學術界頗令人側目。證所稅嚴格說來直接與產業界的籌資模式直接相關，學界理應看得更遠，但是展現出來的視野格局卻很狹小，幾乎無人對於此議題有不同意見，而是被動的被個別陣營拉攏。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金融菁英、高層人士，對於台灣的未來實在沒有太多想像力。原本應該與金融資本主義密切相關的證所稅議題，竟然只有這種辯論格局。
證所稅的爭議過程中，可以看到台灣的金融產業、產業籌資的黯淡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