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拉美政策的嬗變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回顧一下歷史背景。在最近的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始終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行使著領導權。事實上，美國一直能夠根據地區的局勢變化做出相應的反應和政策，以確保其自身的利益。
自獨立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熟練地運用著幾種策略來和南方的鄰居們打交道。第一項便是，在19世紀，美國申明不會介入該地區新成立國家的事務，同時要求歐洲列強也不插手。這其實是華盛頓在間接地傳遞這樣一個信息：由於政治關聯度和地緣因素，西半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歐洲列強不應該再抱有重新回歸前殖民地獲取利益之心。雖然在拉美的新建國家看來，這是赤裸裸的“美帝國主義”，但在美國人看來，這是容許拉美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重大進步。自從獨立戰爭中美國人將英國人趕走之後，美國一直在向拉美革命者表達同情並容許新的獨立國家的出現。這一被稱作“門羅主義”的策略，其實質就是將歐洲勢力排除在西半球事務之外，並且在美國內戰之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構建美洲國家的緊密聯繫和領導地位。
文章指出，在20世紀初，華盛頓的策略就好比一個大哥哥教導著一群小兄弟。“羅斯福推定”其實是以居高臨下的家長式的姿態，表達華盛頓對南面那些沒有在國家建設上取得多大建樹的鄰居們的所謂責任。美國的白人統治集團借此賦予華盛頓在必要時加以“勉為其難”的干預，以恢復地區的和平與秩序的“權力”。“羅斯福推定”並非“門羅主義”的補充，而是對“門羅主義”的推倒重來，因為它從“門羅主義”的不干涉政策轉變為20世紀前期的給予美國“合法”介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內部事務的權力。
1930年代，“羅斯福推定”又為友鄰政策所替代，因為此時美國再次將自己界定為一個友善的鄰居，希望借此加強地區的協同以應對歐洲的敵對勢力。於是美國減少了對拉美事務的干預，並對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強權政治採取了容忍態度。這時美國的外交政策變身為：容許傀儡的獨裁統治存在，以應對來自歐亞方面的威脅。
二戰的結束和冷戰的開始令美國修改了其友鄰政策，從不干預轉向選擇性干預。一方面，他們對右翼獨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另一方面，他們對左翼政權採取了鐵腕手段。這期間，又間隔有肯尼迪總統的“進步聯盟”戰略，雖然其最終未能達到經濟合作的目標。冷戰期間，美國的大政方針就是防控共產主義在全球的蔓延，同時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西半球被視為美國的緩衝地帶，用以扶持反共產主義政權或中立勢力，無論這樣的傀儡政權是否在獨裁強人的統治之下。而對於左翼政權和運動，則一概直接或間接謀求扼殺，手段則是直接入侵或使用雇傭勢力。美國在這方面的重要成就就是通過美洲國家組織，建立了一個基本無共產主義政權存在的非干預區。這一類似聯合國性質的組織為美國撐開了一把大傘，可以提供地區穩定、傳輸民主和自由市場這些美國需要的東西，並且還催生了美洲國家互助條約這一重要的產品。肯尼迪總統的泛美洲主義夢想之所以落空，主要就是由於，即使在人居發展方面取得一些進展，但在1960年代，各國頻現軍事強人統治，民主的傳播和民權的確立在拉美並無真正的土壤。“進步聯盟”戰略的失敗，再次凸顯了美國和拉美各國之間的鴻溝的存在，以及各國對“拉美馬歇爾計劃”的缺乏興趣。事實證明，美國在拉美利益的維護，採取硬實力比軟實力更為有效。
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的近鄰們開始了向自由主義的過渡，這一方面體現在自由市場經濟改革（華盛頓共識），另一方面體現在政治體制改革（回歸民主政治），但華盛頓依舊無法奉行一以貫之的策略來確保其在與近鄰關係中的利益。在過去的20年間，既有資源又有動機貫徹戰略的華盛頓再次試圖解決這個困擾自身的問題：在1980和1990年代，他們的名義是反毒戰爭，而在2000年後，他們的名義是反恐戰爭。動用軟實力和自由主義導向的努力，如美洲國家自由貿易區計劃，再次讓位於諸如哥倫比亞計劃（美國與哥倫比亞反毒合作計劃）和梅裡達動議（美國與墨西哥反毒合作計劃）的實施。
在其他領域，比如美國在貿易層面上的重要性，在整個拉美還是舉足輕重的。美國把持著拉美各國進口來源地和出口目的地的前兩位，也是毫無爭議的最大投資來源國。同時，美國也是拉美各國僑民的首要居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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