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6月24日電／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掀起一股“追殺物價上漲元兇”運動，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再到司法檢調、民代、再到媒體，大街小巷的尋找調漲物價的商家，一旦找到則從道德勸說、行政處罰、甚至到司法侍候，全部都來了，至於媒體的口誅筆伐就更不在話下。這種盡乎變態的“物價麥卡鍚主義”，有道理嗎？
中國時報社論說，從心理面來看，可以理解在經濟走弱、“萬物齊漲，只有薪水不漲”情況下，大眾對任何物價調漲，易產生強烈的心理反應；在此壓力下，民選的政府似乎無可避免的就要有所回應，因此，我們就看到許多不可思議的情況。
例如，原本政府調降奶粉關稅，但業者未回應降價，就讓政府“很不爽”，不斷出言警告。奶粉業者亞培有意在七月漲價七%，“行政院”說去年十月亞培才漲價過，現在不該漲。“行政院”還出言警告業者，“如果敢漲就開罰”；嚇得業者忙說“會積極配合政府”。今年端午，由於原料有上漲，某大超商的粽子漲三成，又被批為“哄抬物價”。台中護理之家漲價一成，台中市政府批評是“不合理調漲”，威脅要送公平會，業者馬上允諾調降，官員說這種方式是要“防止不當漲價”。
社論說，最匪夷所思者是六月十五日，“高檢署”指揮“全國”檢察署與七十九個行政機關、警調等司法警察單位，動員二百多人，針對五十一個地點，查緝是否有故意哄抬物價、囤積物質等不法行為。民進黨“立委”李應元甚至指責“行政院”竟然有意動員憲兵去查緝物價。至於媒體的公審，則更不在話下；某一小地區的某一小飲食店漲價五元，也能讓媒體大報特報，訪問小商家為何漲價？質問其自問有道理嗎？
這般如抓匪諜般的抓漲價商家，太超過了吧！政府調降奶粉關稅，業者有簽約承諾降價嗎？除了公用事業費率，確實受到法令約束，不得隨意調漲外，台灣有那一家企業商家、那一項商品，要政府核准才能漲價？如果廠商成本未增加，難道就不能漲價嗎？這又是那一條法令的規定？
台灣經濟社會的構成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就是自由市場機制；在這個機制內，企業與商家可以各憑本事，創造吸引消費者的商品；至於價格要訂得高還是訂得低，商家需要的利潤到底多少，則是任憑商家決定─或是更確切的說，是由市場決定。一個爛商品，商家硬是要拿高利、訂高價，最後一定被市場淘汰；一個得到消費者接受的商品，商家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基於提高毛利的目的而調漲，埋單與否是由消費者決定，絕對不是政府或司法單位去認可、查證說商品成本未增加，因此不能漲價。
社論認為，現在全台各界齊心在搞的抓出漲價商家，實在是既無法令支撐、又無理論支持，說句不客氣的話：簡直是胡鬧！而且是政府帶頭胡鬧。
對交易活動，政府的職責是：該維持良好的交易秩序、確保合約執行，但絕非維持“合理價格”－－因為政府無法決定什麼是合理價格，也無法估計出每一種商品、產業的所謂“合理利潤”同樣平板電腦，美國蘋果的毛利可以高達五成，其它廠商頂多一成上下；蘋果的iPhone毛利也近五成，宏達電三成，其它手機廠毛利可能低到一成以下。這有什麼道理呢？事實上這就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運作法則，技術佳、創意好、有本事，你就拿高利吧。而裁判者則是全體消費者。政府能作者，頂多是如農產品市場，政府以平準方式在農產品高時釋出農產品，這種方式還是可歸類為市場行為的一種，而非硬綁綁的行政干預指導。
社論最後說，我們並非提倡古典的自由放任主義，也知道市場機制有其不足之處，需要政府介入。但這主要是指市場運作造成的外部成本（例如汙染、破壞環境等），難以在市場價格中反映，才需要政府介入，絕對不是指政府可以變成價格決定的仲裁者。這波“物價抓鬼”，是可以收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