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1日電／《人民日報》7月11日發表文章《認清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文章稱，當前，我國的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進改革，努力在一些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取得突破，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注入強大動力。深化改革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自覺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把宏觀調控的主導作用與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結合起來，自覺抵制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開放的幹擾和影響，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以下為文章全文：
在過去30多年裡，在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的推動下，新自由主義被作為治療各種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在全球推廣開來。但是，其導致的各種嚴重後果讓人們對這套學說和政策的質疑和批評一直持續不斷，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更使得對這種學說和政策的質疑和批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
一、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其主要內容
新自由主義起源於上世紀30年代，但由於其保守的立場及其不合時宜的極端政策主張，在相當時期裡不為學界和社會所接受，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直至上世紀60年代後期，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局面，戰後一直處於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失效。為了解決通貨膨脹以及更為根本的勞資力量對比不利於資本積累的問題，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選擇了新自由主義並推動了其興起和向全球的傳播。
人們一般把新自由主義的主張概括為“三化”，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謂“市場化”是基於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崇信，主張把生產要素、產品和服務都交給市場去自發調節。所謂“自由化”是指反對一切政府幹預和宏觀調控，主張讓市場自由地配置各種資源。所謂“私有化”是基於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見，主張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幾乎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把西方發達國家在多次經濟危機教訓下採取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眾提供的失業救濟、醫療保險、教育補助等）通通看做是對私有制和個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復19世紀那種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這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學派的資產階級保守派的政治立場。有西方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只不過是少數富人為限制民眾的權利而鬥爭的現代稱謂而已。新自由主義者不僅要在西方國家恢復拓展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而且主張將這種理念、制度推行到全世界去。在美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的推動下形成了所謂“華盛頓共識”，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具體化為體現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政策綱領，將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在全球推廣。
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困境
雖然新自由主義有著非常復雜的數學模型的包裝並在全球泛濫，究其理論本源卻存在重大缺陷或硬傷。例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所謂“經濟人”假設，即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試圖用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利益。該假說從抽象的人性出發，離開現實的經濟關係抽象地談論人性，並由此來解釋市場經濟中人與人的交往行為和經濟的發展。但有大量證據證明，私有觀念只是在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產生的，是社會實踐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不僅如此，若幹影響廣泛的心理學研究表明，現實生活中的個人往往不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樣“理性”行事；人們的行為不僅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預測，而且各種非“理性”的行為是經常的、系統的。近年的實驗經濟學研究進一步表明，人並不是天生自私的，人們的偏好主要是在特定社會中內生形成的。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們的相當一部分行為也不是自私的。再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公有制必然比私有制效率低。這種主張不僅在理論上經不起推敲，而且大量經驗研究發現，如果公平地進行比較，公有企業往往並不比私有企業效率低。又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自由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自由競爭不僅能實現優勝劣汰、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還能實現經濟平穩發展，而政府幹預則會擾亂市場自發的演進秩序，是經濟周期或經濟危機出現的原因。但這並不符合事實，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把這種盲目迷信市場的理論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多次指出，“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它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支持，現在也變得清楚了。吸取這個教訓或許是現在烏雲密布的世界經濟的一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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