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方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施加壓力，致使中日雙方妥善解決這一矛盾的政策空間愈發縮小。很顯然，釣魚島矛盾越鬧越凶，最終只會引起兩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日漸高漲，並加劇中日雙邊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儘管日本的右翼勢力企圖借領土爭議，博取一定的政治選票，但這樣的舉動也會導致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走入危險的死胡同，甚至拋棄中日合作的思維定式。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富含攻擊性的政治舉動，最終也會迫使中國政府陷入國內民意與對外政策上的選擇困境，並且最終為了平民意，而不得不放棄原本寬鬆的對日政策空間。客觀而言，這對於中、日兩國的利益所得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五，領土矛盾的升級極有可能將中日關係重新帶回“政冷經熱”的非正常軌道，屆時，舊有的心理陰霾會再次破壞雙邊合作的重要氣氛。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自民黨政權的小泉時代，中日之間曾經就有過一段“政冷經熱”的痛苦經歷，而且，在很多研究政治、經濟的專業人士看來，當年的那段歷史的確令人難以思議，可謂是中日兩國交往過程中典型的非正常時期。但是，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即使中日雙邊關係重新跌回類似於之前“政冷經熱”的非正常軌道，現實的客觀環境、以及中日兩國各自所面臨的特殊發展態勢等，均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直白地說，20世紀初期，中國只是世界經濟的重要參與者與經濟全球化的規範學習者之一，大規模地借重外部經濟的拉動效應，致使中國必須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倚賴日本、美國等主要的發達國家經濟體。但是，經過10多年的過渡發展期、以及國內經濟模式的適度轉型發展，中國經濟的獨立性與其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等，均實現了不同程度地明顯提升。相反，日本經濟卻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急切地期待外部經濟體的有效刺激，以幫助挽回日本經濟常年所積聚的頽勢，這其中尤其需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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