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7月31日電／從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算起，5年來全球經濟情勢如履薄冰，但各國當政者仍不免心存僥倖，冀望以短期振興作為換取扭轉頹勢的空間，真正著力於結構性改革者少之又少。遺憾的是，這種“頭過身就過”的盤算，被次貸（2007）、雷曼（2008）、歐債（2010）三連擊，如今已無計可施。
台灣工商時報社論說，相較於08-09年金融風暴最慘烈期間，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尚能撐起半邊天，現在不僅美歐日等已開發國家景氣欲振乏力，連中國都面臨硬著陸的風險，以致出口導向的亞洲四小龍也跟著熄火。換言之，當前全球經濟困境，就像所有人都被逼到懸崖邊，沒人能拋出救命索，唯有靠自救，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問題是，如何自救？通常各國央行都會被推到第一線，而排在央行優先順位的對策則不外乎雙率政策與寬鬆貨幣，美國聯儲局（Fed）、歐洲央行（ECB）與英國銀行（BOE）即將接續舉行決策會議，外界期待三大能祭出救市新招。但所謂的新招，除了壓低利率，就是對銀行低利再注資、加買公債，以及更多量化寬鬆（QE）。凡此，卻都只能算是新的“舊招”。
在市場士氣渙散下，各國央行這種打止痛針的方法，或許可以提振投資人買氣於一時，例如ECB總裁德拉吉、德國總理梅克爾與法國總統歐蘭德，日前先後拍胸脯保證要捍衛歐元區的完整性，引人期待ECB與歐洲領袖將攜手購買西班牙與意大利公債，以壓低債務危機國的借貸成本。影響所及，全球股市為之連日強彈。
市場“破涕為笑”的場景，近年不是沒有出現過，但總是曇花一現，這次恐怕也不會是“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原因有三：其一、當各國雙率政策亦步亦趨，同時向下操作，效果就會互相抵銷；其二、銀行在雨天收傘的自利心態下，即使握有再多資金，也吝於放款；其三、歐債危機國就算得到低利短期融通，也無法解決長期債務積重難返的大麻煩。
正如全球最大債券基金業者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執行長暨共同投資長伊爾艾朗所言，當前全球利率一致化的趨勢，若是沒有其他振興方案的配合，非但無助於經濟，反而會製造問題。後遺症包括：在已開發國家，從退休基金、保險業到貨幣基金，由於低利率而獲利大減，勢必會損及投資人利益；在新興國家，低利環境很容易形成市場泡沫。
質言之，以當前全球財經情勢之困窘，執政者不能再便宜行事。因為光靠央行雙率政策與非傳統的印鈔票措施，或透過財經部門補貼消費與減退稅，已不足以帶動企業與消費信心的回升，而必須正視財政、勞動、產業，乃至政府本身的結構性弊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推動改革，才有可能讓國家在危機中脫胎換骨。
殘酷的是，要推動這些吃力不討好的結構改革，執政者首先要有敗選的心理準備。現在，德國經濟實力睥睨歐元區，大家都回過頭去頌揚前總理施若德。施若德在1998至2005年任內，力行一連串“緊縮政策”，砍預算、延長退休年齡、與工會談判降低基本工資，換取德國企業不出走，從而厚實了本國製造業的根基。但這些如今被盛讚的作為，當年卻被輿論罵翻，施若德也因為得罪太多人，而在2005年敗給現任總理梅克爾。然而，歷經歐債風暴的考驗，此後當無人會輕忽施若德在德國的歷史定位，一如當代英國人特別懷念“鐵娘子”撒切爾的典型在夙昔。
當執政者立定“即便敗選，也要改革”的決心，接著就要確認擇善固執的改革目標。施若德的改革意在矯正芸芸眾生的“福利病”，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創造投資與就業，其成果是德國失業率從施洛德1998年就職之初的逾11%，逐年下滑至目前的5.4%。反觀同時間的西班牙失業率，則從19.4%攀升到24.4%。
任何改革都牽涉到取捨，過程也必然痛苦。施若德矯正“福利病”，冒的是大量選票流失的風險；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冒的是圖利企業的風險。但取捨的結果，卻是有利於德國經濟體質的蛻變。更重要的是，繼任者梅克爾並沒有因為黨派不同，就推翻既定政策，才能讓改革克竟全功。
反觀台灣，由於上位者的公平正義潔癖、社會的民粹反商取向，以及朝野政黨永無止境的惡鬥，使得台灣政經改革陷於防弊重於興利的消極層次，彼此猜忌日深，互信剝落，虛功耗盡，成果徒然。
面對世紀危機，各國當政者都知道破釜沉舟的必要，唯有全民貫徹決心的國家，才可能在亂世勝出。看看德國的務實、韓國的拼勁，對照台灣的內耗，令人不勝欷歔。再退一步，懸崖後面就是萬丈深淵，只能期望朝野主事者回頭是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