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大會通過決議，規定凡在1999年5月13日之前批准《海洋法公約》並生效的國家，如果主張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必須在2009年5月13日前完成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外部界限的劃定和有關的法律程序工作。在這樣的形勢下，南海周邊各國紛紛宣示主權。
當年1月28日，菲律賓參議院通過“菲律賓群島領海基線議案”，將南沙群島中的部分島嶼和黃巖島劃為菲律賓領土；2月3日，又通過“菲律賓群島領海基線確定案”，將上述兩處島嶼劃入菲律賓領海基線，引起國際輿論一片嘩然；3月5日，馬來西亞總理巴達維登陸南沙群島彈丸礁，宣示馬來西亞“擁有”此片領土……
南海問題的集中爆發，讓羅援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海洋安全問題上。2009年3月，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海洋主權不容別國蠶食。以往都說，弱國無外交，中國現在已經不是弱國，相關國家不要把中國的克制忍讓認為是軟弱可欺。”羅援引用鄭和的話說：“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他認為，我國長久以來“重大陸輕海洋”，對海洋權益維護方面的認識有很大不足，今後應朝著大洋的方向發展，建立自己的“藍水海軍”，以武裝力量更好地保護國家利益不受別國侵犯。
羅援的這些表態，讓人感受到“鷹”般的犀利。
2012年初，羅援認為菲律賓的一系列舉動“已經太過分了”，便提筆在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菲律賓，別太過分》，警告菲方“老實點”。
“黃巖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漁政310’先到了，可沒過兩天又先行撤離。”當時，沒有人對此事作出表態，但羅援很不理解，“為什麼菲律賓沒撤，我們倒要撤？這能起到什麼作用？”他於是再次提筆，寫下《在黃巖島不應“撤火”，而應增兵》一文，立時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
羅援告訴記者，寫此文前，他的確有過一番思想鬥爭：“有關部門可能有自己的考慮，我的言論也可能會引起一些非議，但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一種責任感，我不說誰說？始終覺得不吐不快，還是寫了。”
在那篇文章中，羅援提出，應將黃巖島作為“撬動南海困局的槓桿”，“樹立一個解決南海問題的模式：凡是挑釁我底線的，必須要受到懲罰”，“不能讓菲律賓沒受任何懲罰就全身而退，不能讓它體面下台”。羅援強硬的言論，甚至引來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的回應，抱怨中國政府對軍方強硬派的“挑釁性觀點”不予理睬。
在釣魚島問題上，羅援的表態同樣強硬：“我提出應設立軍事演習區、導彈實測區，必要時也可以設立航空兵的靶場。美國曾經將釣魚島作為美軍航空兵的靶場，而釣魚島現在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這些強硬的言論，羅援也曾感受到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但更多的，卻是國內對軍方學者發聲的信任與寬容。一位軍方領導曾對羅援推心置腹地說：“你提出的這些觀點雖然強硬，卻也的確有理有據。”
羅援曾說：“我的這種發聲和一般的感性宣洩並不一樣。在長期從事軍事理論、國際戰略、國際形勢研究後，我們這些軍事學者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再加上理性的思考，這讓我們的聲音即使比較強硬，也絕不是一時的衝動、不負責任的書生之談。要‘放炮’，就一定要有‘炮彈’儲備，絕不能‘放空炮’。”
“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有一個觀點，‘我們和媒體接觸，實際上是在進行輿論戰，或者說是在為輿論戰練兵。該如何與媒體接觸，如何在接觸中發聲，都是輿論戰的重要內容，這能從心理上對對手形成有效的震懾。他常告誡我們，現在要‘文攻武備’，而不能‘文守武廢’，一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羅援告訴記者，一個理想的狀態，是自己的發聲能引起共鳴，或者最起碼能引起爭鳴。“這就需要把握一個度，既不能只說官話套話，又不能變成‘軍中憤青’，一定要顧全大局，在國家利益大局下行事。既要講到位，又不能越位。”正因為如此，他常感覺自己如履薄冰。
“我們要帶頭對非正義戰爭說不”
環球人物雜誌：今年7月10日至15日，解放軍在東海某海域開展了實彈演習。您如何看待此次演習？
羅援：這次演習中，我軍共出動了“054護衛艦”、“052驅逐艦”、“022隱形快艇”等先進裝備。我把這視作一種示威行動。以後若再有什麼軍事行動，我個人建議，不用老是強調我們“不針對誰”。你看看俄羅斯、菲律賓、越南，從不刻意澄清自己搞軍事演習是不是針對某一具體國家。他們都不怕，我們怕什麼？現在，我們對周邊國家有限的威懾作用，都在一些口水中被消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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