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微博不是單向性的傳播，對於政府有了更高的要求，光靠過去應對的模式行不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如果政府僅僅認為微博的功能就是傳播消息，則完全失去了開微博的本質意義。
除政府官方微博外，以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蔡奇為代表的一批官員還開設了個人實名微博。蔡奇也因行政級別高、活躍度高、語言親切，成為官員開微博的代表。
“有些官員擔心上網有風險，還有人問我，被‘拍磚’怎麼辦？我認為，既然上網就要有雅量、有勇氣，微博上還要有些個性的東西和自己的話語，不能怕這怕那、束手束腳，大家希望看到官員的另一面。”已經擁有690萬“粉絲”的蔡奇對“打理”個人微博有著自己的理解。
全國人大常委朱永新、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章劍華、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雲南紅河州州委宣傳部長伍皓、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這些官員同樣是有著較高知名度的微博名人。目前我國黨政幹部微博開通數已近兩萬，學會寫好、用好微博已是官員的“必修課”。
網民從圍觀走向參與網絡監督受肯定
2003年3月，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意外身亡成為互聯網上僅次於非典報道的熱門新聞。在廣州街頭閑逛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未隨身攜帶暫住證被警方帶去盤查，朋友幾次保人未果，數天後因所謂突發“心臟病”而猝死在收容站內。
事件經披露後，網上迅速掀起議論熱潮。網民剖析事件細節，質疑孫志剛死因，並直指收容遣送制度的不合理性。最後，在媒體、學者和網民的共同努力下，事件真相得以查明，喬燕琴等責任人被處以重刑，《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也在不久後被廢止。該事件成為網絡問政方興未艾之際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此後，2005年佘祥林殺妻冤案、2009年“鄧玉嬌刺官案”、農民工“開胸驗肺”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的調查過程中，網民對新聞的快速傳播、及時跟蹤和熱烈討論，極大地推動了有關部門的調查效率，並最終改變了事件主人公的命運。
近年呈現的一種趨勢表明，網民已不再僅僅作為圍觀者的角色出現，而成為了直接參與者，在車船稅法、醉駕入刑、個稅法草案等法律法規的修改過程中，有了越來越洪亮的“草根聲音”。
2011年，修改後的個人所得稅法起徵點由3000元調至3500元。而當初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時，二審稿對3000元起徵點並未修改。小組審議時，有委員指出，網上意見要求提高起徵點的占83%，若草案未充分回應，很難向公眾解釋清楚。最後做出調整，可以說正是23.7萬條網民意見影響下的結果。
更有統計數字顯示，2008年以來審議通過的30多部法律都是通過網上向社會公布，廣泛徵求意見。徵求網民意見、反映網絡民情已經成為我國制定法律法規的必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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