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與競爭
合作是主題，但也存在摩擦。比如中日雙邊貿易額從1972年到2011年飛速增長，人員往來由1萬人次增長到570萬人次，中國常住日本人口近100萬，日本常住中國20萬，在中國的日本留學生為2萬，在日的中國留學生為12萬。日本對華投資700多億美元；在華的企業有2萬多家，間接雇傭了1000萬人。
近年來中日雙方的角色在互換：中國對日投資超過100億，中國企業併購日本企業的速度加快，日本媒體驚呼“中國在購買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老齡化的日本需要中國市場，日本已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去年僅自然死亡就減少了12萬人。日本教授曾開玩笑：“中國人不用害怕侵略，照這個速度500年後日本列島上就只剩下1個日本人了。”日本對華出口占到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0%，中國對日出口占到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日本成為中國排在歐盟、美國、東盟之後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與此同時，中國也需要日本的技術提高產業結構，特別是在節能、環保領域。未來在構建一種以中日為核心的“東亞共同體”中，中日之間的合作也很有必要。
但中日之間缺乏一種互信的機制，兩國之間的感情很冷淡。2011年8月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兩國國民都認為中日關係非常重要，這已經成為常識；但中國公眾對日好感度為28.6%，下降10%；日本公眾對華好感度為20.8%，下降6.5%。其中58.4%的中國公眾、63.29%的日本公眾認為原因在於領土問題。原因其次是中日缺少互信（25.6%、31.6%）。根據2012年4月輿論調查：喜歡日本的中國人占30%，喜歡中國的日本人占20%。
缺乏互信機制的原因
第一是對中國迅速發展的相互適應。以往常常是日本作為一個強者，中國處於弱勢位置。現在由於中國發展快，日本壓力很大。比如1992年中國的GDP為日本當年的12.7%，2010年則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從1997年到2007年10年間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了6倍多，去年（2011年）我國的財政收入相當於日本國家預算的兩倍，而且其國家預算的近半是依靠發行國債；這樣的發展速度確實給日本帶來壓力。
第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艱難改革。改革均是由易到難。經濟是考慮怎樣做最有效率，而政治是考慮怎樣分配最合適。中國目前的狀況，收入分配嚴重不均，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而日本社會則失去發展的動力，如果不改革就會走下坡路。在這一點上，兩國都需要堅決改革才會有希望。但艱難的改革需要民意的支持，因而執政者有時會借助民族主義情緒。
第三是領土與領海糾紛。日本是個島國，領土觀念與中國人有本質的差別。由於人多地少，日本人具有很強烈的土地意識，甚至當年日本投降時有人想到“滿洲”去投降，想在那邊投降後獲得土地。所以日本對於領土、領海問題的堅決程度令我們咋舌。
第四是軍事安全問題。隨著經濟逐步發展，我們的軍費開支也逐漸增多，目前排世界第二（外國估計為1400億美元），美國第一（7000億美元），遠遠超過日本（近600億美元）。之前我們會為日本龐大的軍費支出感到憂慮，現在換成日本人擔心也是正常的。
第五是地區主導權及國際影響力的競爭。在南海問題、湄公河護航問題上日本頻頻施展話語權，表明了在與中國爭奪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主導權。
第六是歷史問題的陰影。日本對中國的多次侵略等歷史問題在中國人心中留下永遠的傷痕，因此這也成為影響中日互信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將來歷史問題的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淡。
第七是美國因素的影響。按基辛格的話來說：不好不壞的中日關係對美國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國會盡可能地阻止中日關係過好或過壞，以維持其在亞太地區利益的最大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