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運忠（濟南軍區教授、文職將軍）：在當前特定時期，中日釣魚島爭端爆發有其客觀必然性。從日本自身原因來看：一是日本國力的長期衰退極大助長了極端右翼勢力。從日本在應對去年“3.11”大地震中表現的“無能、無力、無奈”來看，日本運行機制出了大問題。二是日本政治生態和國民情緒發生扭曲，集中體現為“帝國式狂躁”、“石原式狂熱”。中日力量對比關係發生利我的長期變化，對此日本心存不滿。這種政治生態和國民心理決定了日本必須要對外找茬，才有可能凝集民心，穩固政權。日本現在背離了戰後確立的和平發展軌道。從國際大背景看，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為日本撐腰。只要上述情況不變，中日釣魚島之爭就不會平息，且很可能日益升級和惡化。
加強東海執法，爭奪實際控制
喬良（空軍指揮學院教授、少將）：必須看到，釣魚島問題背後主要是中美博弈。美國試圖在中國周邊製造麻煩，讓中國自顧不暇，喪失戰略機遇期。如果中國接招，全力以赴跟日本、菲律賓等國周旋，就會失掉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大目標。孰輕孰重，心裡要有數。領土問題當然重要，但不是一出現領土爭端，當下解決就是最好時機。面對中華民族千年復興的大戰略、大問題，釣魚島和黃岩島是戰術級問題。我們不能讓戰術問題影響我們的大戰略問題。現在，中國該怎麼辦？既要看到僅靠外交抗議不起作用，也要掂量眼下打仗是否是最佳選擇？如果兩者都不是上選，就要在其他方向想轍。我們可讓釣魚島歸屬地方政府，然後再通過招牌掛的方式，把該島賣給中國的某家房地產開發商，用這樣的方式宣示我主權，合情合法合理。解決國際問題一定要冷靜，多動腦子。強硬不等於可以不冷靜，越冷靜的強硬才越有力量。
張召忠（國防大學教授、少將）：南海爭端中的三條經驗，值得釣魚島借鑒。第一是外交斡旋，闡述中方原則立場，我們已這麼做了。第二是國家必須進行執法，東海這方面應加強。過去我們巡邏執法的行動沒做到位，主要存在三個法律上的盲區：日本實際控制釣魚島我們不敢進去；日本在釣魚島周圍劃了12海裡領海，我們不敢進入；日本劃了中間線，我們也不敢突破。海軍和海監是國家的武裝力量和執法力量，就應該嚴格按照國家法律去做。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如果碰到對方違法，我們可根據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採取攔截、臨檢、扣押、司法程序審判等措施。這些法律都是按國際法標準制定的，為什麼不執行？我們這次宣布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表明這就是我們的主權範圍。領海基線以外12海裡是我們的排他式主權。有人登島就可抓捕，艦船進入就可擊沉。國家明確主權範圍，執法部門就要執法，要維護法律尊嚴，否則人家就笑話你。這是一條紅線，一條法律底線，一條主權線，一條尊嚴線，也是一條戰爭線。我們要學法、懂法、用法，以法治海。
王海運（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副會長、少將）：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必須找到產生的根源，從戰略高度謀劃“治本之策”，不僅解決島爭問題，而且從根本上消除東北亞的“亂源”。建議借明年《開羅宣言》簽署70周年之機，發起一場徹底清算日本百餘年來特別是二戰中侵略罪行的“戰略性戰役”。清算日本侵略罪行是和平手段中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選擇，同時又能占領道義制高點，便於操作。採取經濟手段兩敗俱傷，採取軍事手段很困難，會破壞中國整個和平環境。而只有通過清算，才能恢復歷史公正，壓制日本的翻案風。只有抓住歷史問題，重新推動履行當年中美蘇懲治日本的安排，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島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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