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9日電／臨近18日傍晚，中國足協終於確定了本賽季中超聯賽因故推遲的24輪3場比賽的補賽時間——為保證收官階段剩餘的6輪比賽順利進行，中超聯賽執行局負責人劉殿秋告訴記者，維護公平競賽環境、確保賽場安保秩序，已成為聯賽的工作重點，“我們要保證這個賽季的剩餘比賽有序進行，為此，已經做了多項預案。另外，聯賽執行局還要和中心職業部一起，配合中國足協的整體改革方案，建立聯賽長效發展機制。預計最晚到2016年，中超球隊要增加到18家俱樂部，中甲俱樂部要增加到20家。屆時，聯賽的准入標準會更加細致”，劉殿秋說。
拋開新賽季在“反賭掃黑”風暴中涉案的俱樂部面臨罰分和罰款的因素不算，中超聯賽在接下來的兩個賽季，將再次成為中國足球改革的“先頭部隊”。
“1994年，所謂的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好日子，只過了四五年。原因很簡單，就是足管中心屢屢動用行政命令來給聯賽市場添亂。”著名足球評論員王奇說，“其實，中國足球2002年能打進世界杯決賽圈，聯賽的功勞不小，但就是那一年，足管中心對假球處理得不夠嚴，而且，2002年的中國足協塘沽會議，通過了為給國家隊集訓讓路，讓聯賽取消升降級的決議，這是對聯賽的巨大傷害。”
閻世鐸擔任足管中心主任時的“塘沽會議”，給中國足球聯賽甚至國家隊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一直影響到10年後的今天——其中以足校萎縮及青訓體系坍塌最為嚴重。而繼任的謝亞龍和南勇，在國字號球隊的過度“執著”，更加劇了中國足球不進反退的尷尬。
“靠更換領導來完成中國足球的改革，那是瞎折騰。從職業聯賽剛開始時的王俊生，到後來的閻世鐸、謝亞龍和南勇，誰也沒給中國足球帶來多少積極的變化。相反，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王奇說，“所以，現在我們討論中國足球的改革，不要問換誰來管，因為誰來管都差不多。而關鍵在於用什麼制度來管，簡單地說，是要搞明白足管中心主任和中國足協主席這兩個人各自要起什麼作用。”
歷史上中國足球的所謂“改革”，多為“隔靴搔癢”，且在問題出現時大多推給“體制”了事。如今，眼見陳舊做法無法適應新時期球迷的基本要求，觸及“體制”的改革已成了唯一的出路——鑒於足球行業的特殊性，國家體育總局已決定再次將足球項目作為改革試驗田。“現在，足球的社會影響力最大，像北京和廣州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場中超聯賽都有4萬左右的上座率。所以，總局想通過足球的‘管辦分離’給別的項目樹立一個榜樣。因為在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體育項目協會都是由各運動項目中心‘兼管’，如果足球能剝離開，別的項目也應該能做到這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