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論石原知事的“購島”或野田首相的“國有化”，都是日本國內政治的圍魏救趙之策，但卻使得影響日中關係的因素從主觀的“情感性”歷史問題，轉化為現實性的“海洋利益”，因此，其中存在的不可測性與擦槍走火的風險自然也遠甚於○五年的局勢。日本或許是機關算盡，想藉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政治上需要維穩之際，圖謀將釣魚台現狀的“紅線”往對日本有利的方向挪移，但引發如此巨大的後坐力，實是日本政界所始料未及的。
社論說，中國大陸崛起後，對東亞海域之經營轉趨積極，確實令自詡為“海洋國家”的日本感到芒刺在背。尤有進者，近年兩岸關係的改善更造成日本想像其南面安全環境已出現質變，如此更突出中、日兩國在東亞海域的競爭關係；其中，釣魚台對雙方的致命吸引力不再只是深不可測的石油蘊藏，而是攸關現實安保利益的戰略價值。
冷戰以來，日本習慣於兩岸關係的對立，一方面從中獲取日本安保上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此局限了台日關係的現實意義。在日本政界高舉“東亞共同體”的自由主義大旗時，對台灣的認識竟仍不脫福澤諭吉之“台灣領有論”的現實主義思維，將台灣視為其維持西南群島安全的“國境之南”。其實，在中國大陸舉國再現“反日”浪潮，日本各界憂心中共再度祭出經濟制裁手段、危及日本經濟安全時，應重新思考兩岸關係對日本外交及安保的意義，揚棄傳統將台灣社會內部分為親日／反中或親中／反日二元對立的僵化認識。日本需要學習如何將兩岸關係的改善轉化成為其操作中日關係的槓桿，在東海問題上，與北京衝撞無助於加大日本的安全縱深，不會給日本外交帶來利益，老實講，直接受害者為日本商社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及投資，實為損人不利己之策。
社論說，在釣魚台爭端中，日本應意識到與台灣先行在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七度間海域，協商暫時性的管理措施，可作為最終解決釣魚台主權問題的過渡性安排，並透過兩岸關係，要求北京尊重台北對台灣屬島釣魚台列嶼的管轄權，以節制中共對釣魚台水域所採取的維權行為，始為平息當前危局，並有效避免釣魚台爭端今後成為中日關係深水炸彈的良方。關係緊繃的中日雙方應體會到，在這件事情上，台灣在區域斡旋上是有角色與價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