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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野惡鬥的泥淖中，野田難逃短命內閣的宿命。 |
中評社台北11月19日電／日本民主黨政權極可能在十二月十六日的眾議院大選後劃下句點，結束短暫的三年四個月執政。若未出現意外，自民黨將班師回朝。
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回顧二○○九年八月底，民主黨在眾院大選中獲得三○八席，遠超過自民黨的一一九席，但今日野田首相解散眾議院時，民主黨僅餘勉強過半的二四四席。眾議院解散，不僅是民主黨執政失敗的結果，亦代表冷戰後集結反自民黨之各方勢力的民主黨無法有效凝聚政策共識，“小澤派”與“反小澤派”同床異夢的結果，縱使野田自詡為具強韌生命力的泥鰍，亦不敵黨內分崩離析的政治現實，在朝野惡鬥的泥淖中，野田仍難逃短命內閣的宿命。
其實，與小澤一郎割袍斷義後，孱弱的支持基盤，當然不足以提供野田首相帶領百廢待舉的日本脫困之奧援，在形勢比人強情況下，與握有參議院優勢的自民黨、公明黨兩大在野黨共商國是，遂成野田運轉國政的最後出口。
誠然，重返執政在望的自民黨雖不願用焦土政策，迫使野田下台，但絕非義無反顧地與民主黨共謀解決日本版“財政懸崖”及眾院選制違憲等燃眉之急。野田首相在朝野領袖會談中，以解散眾議院交換自、公兩黨在融通赤字公債發行法與眾院選制改革的合作，此無異於德川幕府脅迫天主教徒“踏繪”的歷史場景，野田最終為保全“政治信仰的靈魂”，選擇交出“政治生命”。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正面評價野田的抉擇。
社論指出，綜觀野田首相一年多來在內政、外交上的施政表現，顯然未受日本國民肯定，跌破兩成的內閣支持率，無疑是選民對野田內閣投下的不信任票。然而，選民對野田首相的嚴苛政治審判雖來自無解的經濟困頓，但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大選中，自民黨的勝利不代表選民的信任，而是冷戰後日本政治漸趨失能下，選民無奈的抉擇。三年前，日本人民即因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對“日本的失落”無能為力，始寄望民主黨的“改變”。時代給民主黨機會，但民主黨顯然未有效回答時代的提問，戰後的日本政經體制雖創造八十年代“日本第一”的榮景，但冷戰後，國際政治板塊的變動，卻也突出戰後日本保守體制的侷限性。
全球化的浪潮將日本推向另一次的歷史抉擇，但文化上的鎖國根性制約日本菁英的思維，在單面向的日本社會下，政界的分分合合往往淪為新瓶裝舊酒的政治鬧劇，冷戰後的二次政黨輪替僅是“黃粱一夢”，在保守政治之外，日本仍無法建構引領日本“改變”的新思維，民主黨的“change”只是選舉口號。
因此，二○○九年八月的政黨輪替亦非“五五年體制”的徹底崩壞，而是轉型，民主黨政權雖高揚“新自由主義”大旗，仍不脫保守格局。沿此思考，期待後民主黨政權時代，日本開創“維新”新局，再造歷史，應與現實相左。
雖然，石原慎太郎的太陽黨與橋下徹的“日本維新會”合流，意圖創造足以左右政局的“第三極”，力求打破民主、自民兩大黨輪替，共謀改革日本大計。石原主張將戰後以來官僚（文官）主導政治改弦更張，建立政治家主宰國家的“大日本主義”，此種政治氛圍相似於大久保利通遇刺後的明治時期，但“政治家主導”壓倒“官僚主導”非為日本振衰起敝之良方，其歷史結局不辯自明。
惟戰後的日本社會迥異於明治維新下的日本，整合保守派“浪人”的“第三極”能否於十二月眾議院大選異軍突起，不無疑問，但檢視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歷程，社會理性的多數民意對激進言論保持緘默，終究導致日本集體“右轉”的歷史足堪借鑑，日本選民在眾院選舉的表態至為關鍵。
總的來看，下屆眾院大選，日本選民或許心意已決，安倍晉三可望創下戰後日本新憲法實施以來，退位首相“再登板”的紀錄，但這樣的結果，應非日本選民所願，此僅反映日本政界人才凋零的不爭事實。
社論最後指出，這般日本政治的閉塞感，台灣民眾應不陌生，台北政治的天空亦瀰漫類似的氛圍，經年的藍綠惡鬥與同志間的黨同伐異，使政治圈的思維傾向一元化，選民盼不到老店新開的希望，只見台灣漸失活力的無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