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每一件事回歸它自身的細節，對醜聞的揭露推動國家的具體進展，而不是一出事就圍著“這個國家好不好”評論，把輿論監督和鞭撻徹底帶出與肯定國家整體進步的對立，這應是國家未來理性建設的重要內容。
第一張也是最關鍵的牌當然在政府手裡。政府需要對民生做更大的投入，更執著地扶貧濟困，並真誠帶動社會力量參與，甚至與社會力量聯合做。政府不必擔心一些社會力量在慈善領域做大後會產生“額外政治影響”，政府最不必要統一控制的就是慈善。
這些年政府力量對慈善以及民政事業的主導似有些做過了頭，使得輿論把所有扶貧濟困的期待和責任都寄托在政府身上，而解決所有問題，顯然是政府力量不可承受之重。
很多媒體揭露的民生事件都是這個國家的悲劇，這些揭露為解決問題提供了自下而上的特殊推力。然而當輿論只是捶胸頓足，通過比賽批判國家的體制是多麼糟糕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正義感時，這是極低質量的反思。甚至可以說，這不是反思，更像是困惑。
加大面向最貧困人群的民生投入是中國政府新時期施政的必由選擇。由於輿論對國家的作為已經有些麻木，對問題更敏感，這要求上述投入的力度必須足夠大，而且方式需要更新，加強官民互動和互補。政府做事不應僅僅為了輿論，但輿論是萬萬不可忽視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