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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興中華”，構建兩岸“大屋頂”。 |
中評社╱題：再論構建聚興中華兩岸“大屋頂” 作者：常修澤（北京）；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
2012年10月18日台灣《中國時報》系《旺報》以《構建聚興中華兩岸大屋頂》為題，轉載了筆者的論文《包容性體制創新論——關於中國改革、兩岸整合和新普世文明的理論探討》的“前言”和有關“兩岸整合”部分。中評社從台北作了報導，在海內外引起注意。
筆者的《包容性體制創新論》於2012年9月在《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9卷（2012第5期）發表。大陸人民網、光明網、中國改革論壇網等先後轉載。該文按照筆者的“包容性體制創新”的思想，提出了構建三個制度文明“大屋頂”的設想：其一，整合大陸各種改革力量，在“市場化和社會公平雙線均衡”的基礎上，構建中國改革的制度文明“大屋頂”；其二，包容兩岸和平發展的力量，在理性務實的基礎上，構建兩岸共同“聚興中華”的制度文明“大屋頂”；其三，吸收西方和東方文明的精華，在多元文明交融的基礎上，構建當代“新普世文明”的制度文明“大屋頂”。《旺報》轉摘的《構建聚興中華兩岸大屋頂》只是“大屋頂”的設想之一。一些讀者閱後，來電和郵件表示感興趣，希望與筆者交流。在此，筆者借《中國評論》平台，就這一戰略性、前瞻性話題，作進一步探討。
“聚興中華”是整個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呼喚
據網友在互聯網搜索告知，此前尚未發現有“聚興中華”的文獻記載，《包容性體制創新論》明確提出“聚興中華”，引人注意。確實，以往人們都講“振興中華”，那筆者為什麼提出“聚興中華”這一概念？針對什麼？
其實，“振興中華”，我以往講過，現在依然再講，今後還將繼續講。這個口號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100多年前提出的，至今仍閃耀著時代的光輝；但是，“振興中華”，在特定歷史階段，有個“聚興中華”，還是“各興中華”的問題。在實踐中，我感覺有個現象，兩岸朋友講的“中華”內涵是不盡相同的。其間不乏有從“大中華”角度著眼的，但也有不少從狹隘角度著眼的，有一種“各興中華”的味道。針對這種情況，我特意提出“聚興中華”。“聚興中華”的要害，是強調“聚”，而不是“分”，不是“各”。這不僅是個人的良苦用心,更是整個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呼喚。
為什麼說是中華民族新時代的呼喚？我在文章指出：“從世界發展史來看，任何一個世界強國都不可能是分離的。一個沒有完全統一的國家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一個沒有完全統一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偉大復興。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在全世界可以說是第二大經濟體，但難以稱之為世界強國”。中國要想成為世界強國，中華民族要想真正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偉大復興，除了擴大經濟體量和提高人均水準，除了提高貨幣體系地位，除了增強科技實力、軍事實力以及民族軟實力以外，很重要的是實行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整合。
中華民族走到今天，應該提出這個命題了。所以，我在《包容性體制創新論》指出，“探討‘包容性體制創新’，從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大局著眼，除了中國大陸自身的改革以外，還有如何促進兩岸和平發展中的‘包容性體制創新’問題。”
在文章中，講了兩個“獨特性”，讀者對此十分重視。兩個“獨特性”，是我討論這一問題的客觀基礎。
第一個“獨特性”，是從轉型國家的角度講的。世界上的轉型國家很多——不論是在社會主義軌道上轉型的，如越南、古巴、老撾等，還是在非社會主義軌道轉型上的，如東歐的，中亞的，等等，——哪個國家有“兩岸”這樣的問題？沒有。所以，我說從全球角度看，中國在轉軌和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有些是其他轉軌國家所沒有的，就是指我們有“兩岸”這個問題。
另一個“獨特性”，是從兩岸關係的角度講的。我關注兩岸關係約20年，期間曾參加諸如國共論壇、兩岸論壇等，還9次到台灣實地考察，並多次與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劉震濤教授等兩岸專家討論，受益非淺。雖然調查研究很難說深入，但同樣深感到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和獨特性。文中我引了劉震濤教授的話。讀者可以想一想，兩岸這種關係跟當年南北越一樣嗎？跟當年東西德國一樣嗎？跟現在南北朝鮮一樣嗎？都不一樣。從台灣角度看，台灣跟俄羅斯車臣一樣嗎？跟英國北愛爾蘭一樣嗎？跟其他分離地區問題一樣嗎？也不一樣。“甚至”，我寫到，“也不完全等同於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問題”。香港、澳門是當初“租借”、現在是“回歸”的問題。
而且，從操作層面講，“也不完全等同於香港、澳門”。
為什麼說不完全等同於香港、澳門模式？這使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的話。他說“香港是先掛旗，後聚心。而台灣是先聚心，後掛旗”。當然掛旗問題比較複雜，需專文論述，更需兩岸官方談判確定。總之，不完全等同於香港、澳門回歸祖國，這也是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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