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3年期間，中國河南省約三百萬人死於饑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災民的後代，卻曾經對1942年的災荒一無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編一部中國災難史，想讓我回到1942年，幫他把這場災難寫出來，這樣，我才第一次了解這場災難的嚴重性，那年我32歲。
朋友鄭重地告訴我，1942年，因為一場旱災，河南餓死了三百萬人。可我對三百萬人這個數字並沒有概念。於是，朋友給了我一個參照數，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致死的猶太人是一百萬人多一點。
對比之下，我馬上也覺得事情嚴重了。於是，我回到了故鄉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當年餓死的三百萬人從1942年打撈出來。
很快，我發現1942年饑荒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後代，已經把1942年和餓死的三百萬人給忘記了，這也是我對1942年那場災難一無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饑荒的親歷者，當我問她1942年的狀況時，她反問：“1942年是哪一年？”我說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她馬上說：“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體失憶之外，我的另一個困惑是，餓死三百萬人時，1942年的中國政府在做什麼？難道他們當時就把三百萬人給遺忘了嗎？
我告別了健忘的鄉親，獨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發現問題遠比我想象的複雜。
1942年，中國面臨的形勢是：日本人占領了大半個中國，日本的軍隊已經包圍了河南。當時，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眼看河南遭受災荒重創，中國政府沒有能力救災，領導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種智慧：反敗為勝，何不把河南災民當作包袱，甩給日本人？
於是，中國軍隊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國政府的企圖，沒有上當，雖大兵壓境，但並不全盤占領河南。就這樣，河南成了中國政府和日本軍隊都不管的真空地帶，我的三百萬鄉親，就是在這種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個個餓死了。
我親身體會到，在一個被自己政府和敵人都遺忘的地方，故事發生得再慘絕人寰，都是容易被人們和歷史遺忘的。但這場1942年發生的災難，又為什麼在1990年被我尋到些蛛絲馬跡了呢？
這得感謝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當年，白修德和《泰晤士報》的記者哈里遜.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結伴去過一趟河南。他們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陽教區的主教美國人托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著他們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饑荒的慘象。
他們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餓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屍，還找到了人吃人的證據。
白修德回到重慶後，把見到的一切告訴了中國政府領袖蔣介石，並把描寫河南慘狀的文章，發在了美國《時代周刊》上，迫使中國政府救災。但救災的款項，又讓中國政府的各級的官員給貪污了，餓死的人情況持續著。
白修德把當年在河南的所見所聞寫進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歷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萬餓死的河南人從1942年打撈出來，擺在1942年饑荒幸存者面前，他們的記憶終於轉動起來，向我敘述了這三百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真正觸使我寫《溫故一九四二》的，正是這死難者面對死亡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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