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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虛”指標大量減少
取消了不合理的硬性量化指標，比如做好事不要求留電話了，沙龍排班也取消了，更加符合民警工作實際。他認為，這不僅是“務虛”的減少，更將為公安系統節省很多經費。
看到今年12月媒體關於“重慶市公安局王立軍題字‘失蹤’”的報道，知情人士曹恒有點哭笑不得：“這是年初的事情了，怎麼還當新聞報？”
曹恒記得“薄王事件”後，重慶市公安局大門口石球上，王立軍題寫的“劍”“盾”兩字就是那時去掉的。
此外，據說是王立軍設計的，當時號稱“與國際接軌”的交巡警車輛已噴塗回全國統一的顔色和圖案。街頭面容姣好、身材苗條、著緊身上衣和馬靴的女子特勤支隊也不見了。
曹恒記得，原本市局傳達精神時最後一句話“必須嚴格按照要求完成某某事情，否則將嚴肅追責，追究領導責任及民警責任”之類的強硬語氣變成了“請大家嚴格按照要求執行”。“追責”一詞的消失卸下了很多人的心理壓力。
曹恒看來，從民警的角度，最大的感受還是心理重壓的釋放。很多壓力正源自“追責”二字。
王立軍工作場所門口專門有個辦公室負責公文審查。曾有民警因寫了幾個錯別字被全市通報批評，領導跟著被追責。總之“大事小事，來不來就要追責。”
從工作角度來講，曹恒覺得最大的變化是大量“務虛”工作的減少。
王曾在公安內部搞警營文化建設，要求每個分局都要有沙龍。市公安局的沙龍裡，擺著書籍、報刊，提供咖啡、餅幹。
“如果大家沒有事情，晚上或業餘時間看看書、讀讀報是件好事。”曹恒說，但是當時公安系統打擊犯罪等工作相當繁重。很多民警都是拎著鋪蓋卷去辦公室睡覺，一住一兩個月不回家。
市局的沙龍沒人響應，據說王很生氣。從此各分局排班去市局參加沙龍。在市局遍布的攝像頭之外，督察要來回巡視，參加沙龍的人不能大聲喧嘩，不能坐姿不端，必須老老實實看書，否則從帶隊負責人到所在單位都要追責。
曹恒曾在中午12點左右被派到市局參加沙龍，屋裡沒有空調，陽光把包烤得滾燙，坐在椅子上的曹恒如坐針氈。“怎麼可能看得進去書？”
這種難熬的“休閑”，誰都不願意去。市局排班下來後，分局又派到下面的派出所。
“打擊犯罪、治安防控，當時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做？民警背地裡抱怨：這些人一天沒事做嗎？我們都累成這樣了，還搞這種事情。”曹恒說。此外，各分局也都有沙龍，上面來查，不達標也要追責。不僅有日常沙龍，還有各種主題沙龍，有唱歌跳舞的、討論國家大事等。
而讓民警最為反感的是“做好事留電話”。當時重慶公安內部開展了“親民、愛民，建雷鋒式警隊”的活動。活動下面包括很多分項，比如要求警察每月做一件好事。
“做好事是應該的，但關鍵是後來就量化、變味了。”最初要求每個民警每個月必須做一件好事。後來弄了個“賬本”，誰做了好事，必須自己登記，“張三，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什麼好事。”曹恒說，“關鍵是還必須登記被幫助者的電話號碼。”督察會定期隨機詢問獲助者，如果對方忘了或說沒有，馬上列入“糾偏滅虛”之列，還是追責。
曹恒想不通：“按照正常人的邏輯來講，你做了好事，把一個老人扶過馬路以後，你好不好意思跟人家要電話？你幫一個年輕女性提了一個重的包，你馬上要留人家電話號碼，人家把你當什麼？”
實際上正常情況下是很難得到電話號碼的。況且當時很多警察基本上沒有業餘時間，於是上面的任務到了下面就流於形式。每到督察關起門抽取電話號碼回訪的時候，忙碌的警察都提心吊膽。
後來“賬本”演變成了一個系統，每個警察必須將自己做的好人好事錄入系統，進行評分。為了拿高分，各下屬單位就“做好事”展開了競爭。
“現在更多的是要求立足於本職工作學雷鋒、扶貧幫困。”曹恒說，目前相關內容出台了新的方案，取消了不合理的硬性量化指標，比如做好事不要求留電話了，沙龍排班也取消了，更加符合民警工作實際。他認為，這不僅是“務虛”的減少，更將為公安系統節省很多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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