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情報”
對重慶而言，打黑完全成為其進行社會管理的杠杆和抓手，並直接依靠警察部門的擴張來達到目的。
除打黑辦案外，王立軍還有個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報”。2009年12月14日， 李莊歸案2天後，王視察情報信息中心，感謝他們在李莊案中的辛勤努力，並希望他們“真正成為一支武裝到牙齒的戰鬥團隊”。
在當月的情報信息中心啟動儀式上，王立軍表達了自己在“大情報”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夠向它衝擊的要毫不客氣！
2010年1月，在情報中心組建座談會上，王介紹，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他稱，除數字化保障外，勤務也會跟進，市府主要領導已經同意，今年我們招警1.08萬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報”專題講座上，王要求，從社保到銀行，除軍事、戰爭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視為自己的資源。他羨慕其他地方的進度“有的已經一刀切到網通和移動的中心平台上”，並稱大情報應對的是虛擬社會和虛擬群體。在他看來，“大情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難動民心，需要解放軍；政府一告急，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報告時，王透露了“大情報”建設的奇跡：春節前5天，4000多名有劣跡的人員進入了重慶，6小時內被鎖定，3400多人被警方點對點地見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時內離開了重慶。
在王主政期間，技偵總隊隊長這一要害職位，由其門生、東北籍幹部王鵬飛擔任。在王立軍鐵嶺公安局長任內，王鵬飛被提拔為鐵嶺公安局副局長，主管技偵和刑偵。王立軍2003年調往錦州市後，王鵬飛調盤錦市擔任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末，王鵬飛由盤錦調入重慶公安隊伍，任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渝北區副區長等職，同時兼任重慶市局技偵總隊隊長。
2011年10月26日，王立軍向北郵校長方濱興透露，重慶警界刑偵、技偵、網監一次性各發3.5億元設備，“現在我們每天要查87000人，還有技偵、網監的秘密介入，現在我們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達到這麼多”。
2011年12月，王立軍向黑龍江省綏化市公安局長盛威介紹，重慶市局共發了27億的設備，都是德國和以色列的，“哪個省能比？”
“鯊魚吞小魚”
在重慶，王立軍持續地強調打黑，並將之打造成當地最重要施政標誌之一。通過打黑，王立軍不僅實現了仕途的上升，也實現了個人權威。打黑辦案以及情報系統的組合運用，成為其威懾民營企業家、公民乃至整個社會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惡全面推進3月後，2009月9月，王立軍倡導的“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慶名營企業家共認捐7000餘萬。
2010年9月，在會見“世界名博沙龍主席”一清時，王立軍稱，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為榜樣稱：“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幹掉，兩個一般富的一看，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幹得好”。王稱，這就是民情，如果黃光裕在重慶，不會發展到今天。
在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看來，重慶打黑是實施了劍指民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惡初期涉案企業家，都家破人亡：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陳明亮被判處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岳村被判處死刑，並處罰金人民幣1.5億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惡一年之際，重慶希爾頓老總彭治民因涉黑被091專案組帶走，彭原為重慶市渝中區人大代表，身家數十億。
在當期重慶市局下屬的《警察文化沙龍》雜誌上，發表《希爾頓擦槍走火》一文。 該文稱，彭“公然誹謗打黑除惡成果”， 於是被重拳喝止。
當年7月，在接受打黑創作組採訪時，王立軍提到，像彭治民這樣的人，共產黨早就在他褲腰鏈上掛了定時炸彈。他還為民營企業家擬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暴力色彩，罪惡累累，原罪運行”，下聯是“黨政勾結，司法保護，刑經並行”，橫批“好自為之”。
王稱，如果這些民營企業家，包括黨政官員，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我們還是寬以為懷，否則他們會在深水區爆炸。”
在打黑中，為最大限度地尋找權力運行空間，王立軍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學。他指向的對象，一類為其下屬，對方是否會成為黑社會保護傘，取決其“忠誠”。另一類為民營企業家、後又擴展至黨政官員、社會各界，即對方是否會落馬，取決於其是否“聽話”。
在重慶打黑中，一批民營企業家的資產被變相收歸國有，既壯大國有企業，又補助地方財政。2011年，希爾頓老總彭治民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
這個模式，被王立軍稱為“鯊魚吞小魚”。在陪同客人參觀打黑展時，王稱：只要是黑社會，馬上叫銀行把它吞進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過來。
這種明火執仗，還體現重慶民警留學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軍指示刑警總隊長李陽，“找些企業家，讓他們拿點，給我們支付留學經費。”當年7月19日，王接見了重慶13名民營企業家。當天，老板們一共認捐留學基金3000萬。
在其主政後期，隨著權力的膨脹，王立軍的自由裁量哲學也越發精進。2011年12月1日，王立軍向某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表明自己如何愛護金融系統，稱有些涉案金額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全輕輕放下了。”
王稱，自由裁量權在其手中，他以希爾頓為例，稱“他說1000萬，我們說只值200萬，簽個字就可以拿進來。跑的時候歸他，劃跑道的時候歸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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