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番禺的“房叔”事件，堪稱一起成功的“網絡反腐”案例。但是，提供“房叔”房產信息的檔案人員事後遭處理，讓不少網友感到不平：“檔案人員是反腐有功之臣，怎麼能被處分”？
網友的質疑並非毫無道理，但筆者覺得對於處分檔案人員應當予以認可。因為，處分所指向的行為不是“舉報腐敗”，而是“洩露信息”，被處分者的身份也不是“舉報人”，而是“洩露者”。兩者雖然看上去是同一件事情，但根本性質卻完全不同，“舉報”是行使權利，“洩露”則是侵權。一旦將二者混為一談，以侵權的方式行使權利，不僅自相矛盾，也有違基本的程序正義。
將舉報建立在“洩露”基礎上，既是網絡舉報與侵權之間的一種雙重尷尬，也是信息公開與保護上的一種雙重尷尬。這具體體現在，一方面，在促進公共信息公開，充分保障公眾知情權、監督權方面，我們還缺乏明確而強有力的制度安排。許多原本應充分公開的政府信息、官員個人信息，如詳盡的財政預算、官員財產信息等，仍然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化公開渠道和方式。如“房叔”的房產信息，在官員財產公開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只能以私下“洩露”的非制度方式公開。
而另一方面，在妥善保護個人信息、充分維護個人隱私權方面，我們也缺乏完善有效的制度安排，如迄今仍無一部全面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大量公民個人信息常常處於沒有任何防護的“裸奔”狀況，可以輕易地通過各種渠道，如政府、企業的渠道 ，無孔不入地被洩露 、販賣，進而成為滋生各種信息敲詐、詐騙等違法犯罪的土壤。“房叔”事件中檔案人員的“洩密”經歷表明，來自政府部門的個人信息洩露其實是很容易發生的。今天洩露的是官員信息，明天洩露的就可能是普通百姓信息。
該公開的信息沒有充分公開，該保護的信息又沒有得到充分保護，這種雙重尷尬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兩者既互為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互為因果。那麼，要根本改變這種尷尬局面，勢必要在制度上雙管齊下。既要強化政府、官員信息公開的制度建設，確保該公開的必須公開；又要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的制度完善，確保不該不公開的絕不被隨意公開。眼下，“網絡法治”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在筆者看來，上述化解信息公開與保護雙重尷尬的制度建設，是最關鍵的網絡法治、信息法治。（時間：12月25日 來源：半島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