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以不故意同日本鬥為底線，與日本正常交往和摩擦。隨著中國國力的發展，日本對華友好或不友好的價值差別必將縮小，我們不應再對中日關係的細節過於在意。兩國該做生意做生意，但我們需預留對兩國經貿下滑的更多承受力，在戰略上不應再對中日經濟合作期望過高，我們需把中日長期冷淡作為各種戰略設計的一個條件。
日本或許會死心塌地倒向美國，並成為比美國還激進的反華國家。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它是否會出現，將更多由亞太大的力量博弈形勢決定。這一“最壞情況”是中國崛起導致的“最壞可能性”之一，中國手裡不掌握避免這種局面出現的真正主動性，反而是中國加快壯大自己的力量對付這種局面，比央求日本更有可能化解它在未來與中國為敵的動機。
中國沒有在釣魚島以及靖國神社上緩和對日態度的國內政治空間。那種忍辱負重的韜略只在帝王時代才會有，它們不屬於現代民主社會。維繫中日友好的責任過去日本幾乎都壓給了中國，今後它必須把一部分空間吐出來，如果它不想同中國繼續惡化關係的話。
中日僵局是東亞實力格局翻轉帶來的，中日間現階段很難互相講道理，兩國都需在一次次摩擦中體會和琢磨，逐漸習慣兩國間關係的新性質，並且形成兩國“鬥而不破”、或者“鬥而不戰”的各種潛規則。
說到底，日本不同於美國，與日本一定程度的對抗不會毀掉中國的整個外交。但另一方面，中日關係的背後存在深刻的美國因素，日本的對華政策有日本自身的東西，但也可看作美國對華戰略的衍生品。美國才是中國的大慮，日本只是“小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