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上述一切的背後，還隱藏著日本社會內部深層次的變革動因。實際上，與萎靡的經濟對社會造成的表面衝擊相比，少子、高齡等社會結構的非理想化發展趨勢及其所帶來的悲觀預期，或許對於日本社會而言，是更深層次的負重，且更具穿透力和影響力，這甚至可能完全磨滅日本未來重振的希望。
更為嚴峻的是，這更危及至日本相對穩定、且持續運轉至今的社會保障體系。年青一代的人數驟減與老齡人口的急劇增長，二者形成了鮮明對比，並致使社會保障基金的供求狀況面臨“交錢的少、取錢的多”的嚴重不均衡態勢。再加上不斷爆出存在冒領、誤領社保金的不當行為，以及社保基金的投資失敗及非法挪用等重大醜聞，加劇了日本民眾對於社會保障體系及養老問題的忌憚，亦加速了日本傳統社會體制的分崩離散。
受其影響，日本社會內部焦躁與不安的情緒逐漸抬頭，民眾對於整個社會及國家的擔憂也日劇加深。與此同時，社會體系的日常運作甚至出現了嚴重的低效與無序，更危及到了社會的治安與穩定。
更有甚者，2011年3月11日，九級特大地震襲擊了日本東部地區，並引發了地震、海嘯、核洩漏等組成的複合災害。一時間，整體日本陷入了無限的悲傷與痛楚之中，個別民眾的身上，甚至出現了難以克服的焦躁與不安。這其中，日本自殺率的急遽抬頭就是最直觀的反應。更為重要的是，核洩露危機的爆發再度揭開了日本社會塵封已久的“傷疤”，“核恐懼”的陰影幾乎瞬間就轉變為日本社會抵制與反對核開發的主流意見。儘管這其中包含有對於歷史的反思與追索，但更多的折射出日本社會對過去歷史經驗的完全否定，對自身發展前途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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