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2月28日電／作家楊渡今天在中國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說，多年以前，與陳長文簽金門協議的樂美真來台灣，和民進黨學界座談。中間免不了有人談台灣意識、台灣史、台獨理念。樂美真聽完後表示，可以深深理解，但他只能說抱歉，台灣就在這裡，在大陸的旁邊。如果台灣真的要台獨，只有一個辦法，發明一種高科技，可以把台灣從海底底部切割，讓台灣變成一個飄浮的島嶼，一直飄出去，飄得遠遠的，離開大陸，離開日本的勢力範圍，變成一個太平洋上的島嶼，那就一定可以獨立了。但只要台灣在這個地方一天，那是誰都歉難同意的。
所謂“中國因素”進入台灣，因此從來就不是始於今天，今年，或者兩岸開放探親以後，而是更早之前的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一開始的時候。
文章指出，拋開妄想，面對真實，這就是台灣命運的真實處境。早年荷蘭、西班牙把台灣當殖民據點，但不要忘記，地利之便，大陸沿海人民被移民到台灣，當成開墾的農民工，台灣是開墾基地，也是殖民的據點。鄭芝龍把台灣當海上貿易的補給站，鄭成功也是把台灣當反清復明的基地。十九世紀初，英美兩國還派人來台灣調查煤礦資源，想租淡水當口岸。日本殖民台灣是“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國民政府把台灣當反攻大陸的基地。
這就是台灣，大航海時代一開始，全球化來臨，它的地理位置已註定了這樣，一個各方勢力交錯會戰的所在。不要說台灣，位在冷戰圍堵線上的釣魚台，美國還可以拿它當工具，以“一桃殺三士”的策略，讓中、日、台矛盾叢生。
職是之故，“中國因素”從未消失，而且比以前更嚴重。冷戰時期，蔣介石曾以“中國因素”，也就是“共產黨赤化”為理由，作為鎮壓的口實。尤其是白色恐怖時期，有任何與中國的牽連，不但可以入人於罪，還可以是戒嚴的理由。到了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中國因素”的“紅帽子”依然像“血滴子”，可以人頭落地。陳映真就二度被逮捕。
當然“中國因素”也有逐漸轉向的時候。此以蔣經國開放探親後，開展的經濟關係為然。當時美國開始經濟滑落，台幣大幅升值，若非探親所延伸出來的兩岸經貿，台灣經濟怎有可能發展到今天？
二十世紀九○年代，台灣曾有一度可以利用大陸的開放改革，而成為主導的力量。那時中國因為六四事件而缺乏外資，整個東南沿海的發展停滯，鄧小平雖然南巡，但經濟動力一時無法提振起來。當時，我曾寫過一篇專欄，呼籲政府要有決心：“立足東南沿海，影響大陸全局”；即布局大陸東南沿海，形成以南方經濟影響北方政治的大格局，發揮台灣影響力，則中國大陸的經濟會有很大成份依賴台灣。台灣不應該只想偏安，企圖以“保角”自保。
然而當時的“戒急用忍”政策取代開放格局，台灣終究無法發揮優勢。二十年下來，台灣像圍棋中沒有布局全盤，只想一路“保角”的棋手，到今天，連這個角，都擔心被大陸的經濟實力包圍了。
現在的問題，因此不能用“中國因素”這種過度簡化的思維，去看待問題。因為，它沒有幫助我們去分析問題的形成與找到對策，只是增加恐懼，嚇人嚇自己而已。關鍵是要冷靜看待，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人才、技術、資金、觀光資源等等，還要不要？要用到什麼程度？要用在什麼地方？什麼領域是不許大陸資本進入的？什麼項目是不允許陸資合資的？陸資與港資、外資要如何分辨？如何定義？…這些都得靠法令與規範一一解決，而不是一句“中國因素”來簡化問題，僵化思考，增加自己的恐懼。簡言之，模糊的概念，無助於解決問題，甚至是模糊問題的本質而已。
更重要的是：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要進入冷靜分析“中國因素”的時代，而不是拿來當新白色恐怖的工具，胡亂戴別人的“紅帽子”。再不能像上世紀的五○年代一樣，用一種口號，來製造“紅色血滴子”。白色恐怖的悲劇不能重演了，這一點，至少要先確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