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15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國時報撰文說,以前的世界雖然沒有多好,但每個國家至少權利義務清楚,“量能課稅”、“共體時艱”這種稅務價值也被人服膺。一九四四年是第二次大戰最艱困的一年,美國透過修法,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級距調整為九四%,美國富人在共體困難的精神下,也還是照章納稅。
但這種納稅的普世義務觀,在二戰之後卻逐漸的加速崩壞,原因是:
一、乃是以瑞士為首,世界上出現“避稅天堂”。根據瑞士前代國會議員齊格勒(Jean Ziegler)在《瑞士真相》一書中所述,小國寡民的瑞士為了抽吸歐洲鄰國的資金,以低稅祕密為條件展開金融運作,於是歐洲的富人、全球的貪腐獨裁者、黑道及特務機構的洗錢,都透過瑞士為之。以前歐洲的德法義西等國為了抓逃漏稅,都派出稅務間諜到邊界的瑞士銀行分行去站崗,對進出的人祕密攝影,以供做為追稅之用。美國小布什總統任內就是受不了瑞士銀行替美國富人避逃漏稅,才向華爾街徵召了一大批銀行及會計專家抓證據,抓到了證據後遂脅迫瑞士銀行必須交出美國人的帳戶資料,這乃是今天所謂“肥貓條款”的起源。
二、二戰之後,經濟學界的“三腳貓經濟學”當道,他們拚命的在非法化國家的集稅權,而國家入不敷出怎麼辦?他們即合理化國家的增債,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布坎南(James H.Buchanan)畢生最反對的就是這種“把債當成了稅”的不負責任的經濟學。在這種“三腳貓經濟學”掛帥下,近代各國莫不在減稅上做著競爭。這乃是近代國家的集稅權日益崩壞的原因,避逃漏稅則成了一個市場。
但用減稅來吸金,或把債當成了稅來花用,都只能收效於一時而不能長久。今天的歐豬之一的愛爾蘭,靠著減稅來吸引投資,吹出了繁榮的大泡沫,泡沫很快就破裂,把舉債當成稅來花用,久了後難以為繼,就會出現今天法國及美國的困境。
今天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就職不久,他面對法債危機,只有增稅一途,他要把富人最高級距的所得稅率提高為七五%,但對低稅已成了習慣的法國富人,這簡直是不得了的大事,於是他們就像遊牧民族般的向外奔逃。法國首富LV老闆阿諾特要逃比利時,“大鼻子情聖”傑哈.德巴狄厄則逃俄羅斯,其他的大富人如家樂福老闆,也多人不要再當法國人,也入籍比利時。現在已是個富人無祖國的時代,國家的選擇無關乎認同,只和稅多稅少有關。全球的富人少繳稅早已成了一種他們視為天經地義的習慣,政府要加稅已愈來愈難。
法國要加稅,富人則拚命要逃,整件事鬧得沸沸揚揚,法國政府當然加稅有理,而富人逃稅逃國,雖然沒理,但也說得好像很有理,稅務乃是今天的世界完全沒有共識的一個領域,舊的納稅共識已經完全瓦解,無論怎麼說都可以扯出一堆有理沒理的道理,別的國家也把這種事當做一個鬧劇。法國富人大規模的放棄法國籍,各國都在那裡說長道短。
但其他國家也必須警覺到,法國富人逃亡潮這種事早晚也會發生在自己頭上。法國剛剛鬧完,現在就鬧到了美國。美國為了解決財政懸崖危機,最後也必須回到加稅減稅這種最基本的方向上,今天美國富人的加稅級距很小,完全不能和法國相比,但美國富人低稅也成了習慣,現在要加稅,當然也是只有逃,臉書創辦人之一沙弗林早已逃到新加坡。美國富人的逃亡潮裡據說有很多是台灣美國人,可見台灣富人的逃亡潮早就出現了。
現在是個全球化的新時代,有本領的人可以永遠遊牧,永遠逃,國家只對沒有本領逃的人有意義,他們必須繳稅服兵役,對這個權利義務已崩壞的時代,我們只能夫復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