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24日電／日前，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在《水滸傳》主題論壇會上表示：如果重評“四大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很可能被踢出局，《金瓶梅》則應該入選。話題一出，引起學者和網友討論。於是有網友提出，“四大名著”應有當代作品，如《鹿鼎記》、《杜拉拉升職記》等應該進入“四大名著”。
其實這種話題的提出和討論，並非什麼新鮮事兒。將《水滸傳》、《三國演義》踢出局，不就是消解經典嗎？將《鹿鼎記》、《杜拉拉升職記》塞入“四大名著”，不就是重新洗牌嗎？近些年，文化圈兒裡類似的消解經典和重新洗牌的事兒，人們早就司空見慣了。
若想消解經典，最好先要知道什麼作品才能夠得上經典，以及經典是怎樣形成和站住腳的。就說“四大名著”吧，它的最初提法是明代“四大奇書”，中國在明末清初最先有了這種說法。李漁在醉田堂刊本《三國志演義》序中稱：“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清初，“四大奇書”的提法已經固定和流行。清代乾隆年間問世的《紅樓夢》被公認為中國古典長篇小說藝術的最高峰，於是由它取代了《金瓶梅》，“四大名著”（“四大奇書”）至此定型。“五四”時期，這幾部小說得到魯迅、胡適等新文學倡導者的珍視和宣傳，在文學史著作中占據了重要位置。20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同一規格大量出版這四部名著，由此具有了現代出版學意義上的“四大名著”。“四大名著”的說法，最初可能是由某位專業人士提出來的，但最終卻不是由某個人定下來的，而是在作品流傳過程中經廣大讀者閱讀、賞析、衡量後評定出來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這四部小說在藝術上雖然各有千秋，但它們共同承載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哲學、道德、倫理、智慧、民俗等方面內涵，對後來的文化思潮、政治生態、軍事策略、社會風氣、價值觀念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和優秀的文學典籍。
對這四部小說中的某一部配不配做“四大名著”提出意見，對“四大名著”的說法提出質疑，皆不自今日始，幾十年前就有類似的聲音；但是這些異議早已被雨打風吹去，而“四大名著”的地位卻一直穩如泰山，巋然不動。現在又有人舊話重提，想消解這樣的經典，顛覆這樣的傳統，又談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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