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1日電／“恭喜發財，紅包拿來”，這是人們在拜年時常用的句子，在身體健康、合家歡樂之外，發財的重要性高居第三。在世界各地，人們都很重視健康、家庭，可發財屬於私事，為什麼要公開拿它說事呢？
北京晨報報道，這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形態有關，表面上，古代中國是一個農耕國家，農民數量占壓倒優勢，但一直是“寓商於農”，農村涵養了大量的手工業者、商人和藝人，他們忙時務農，閑時經營。《史記》中稱：“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綉文不如倚市門。”說明漢代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傳統農業投資大、風險高、周期長、回報少，每到開春時，要借貸來春耕、下種、施肥，收獲後才能償還，農民們不得不依靠市場經濟換取貨幣，以維持再生產。所以，傳統中國農村商業相對繁榮，從渠道密集度、商品和服務種類、交易量來看，要強於當時的歐洲。特別是宋代國家鼓勵海外貿易，形成了揚州、刺桐（即泉州）、廣州等著名的國際商港，帶動了浙江、福建、廣州等地農村手工業生產的高度繁榮，專業化程度也不斷提升。直到清末，西方人仍對中國手工業製作水準高度讚賞，他們不明白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中，為什麼能湧現出那麼多能工巧匠。
然而，隨著玉米、紅薯等美洲作物湧入中國，康乾時期中國和世界各地一樣，出現人口迅速增加的問題，而中國的局面尤其嚴峻，百餘年間人口增加3倍，成為發展的巨大阻力。
首先，在政策選擇上，“攤丁入畝”取消了維持上千年的人頭稅，添丁不再成為負擔，鼓勵了農民生育。第二，傳統中國農村財富的繼承方式和西方不同，所有兒子都有繼承權，甚至女兒也有一定的繼承權，父輩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財富，到子輩便化整為零，到孫輩所剩無幾，“富不過三代”，影響了投資能力。第三，當時國人普遍實行早婚制度，從政府到民間，都堅信多子多福。第四，中國自然條件相對差，歐洲有100億畝耕地，中國只能堅守18億畝紅線，地少人多，只能採用精耕法，所以小農經濟取代了大農業，人們被牢牢地束縛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
還有一點值得深思，古代中國產權制度不完整，固然可以抑制兼並，卻給農民命運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感，事實上，在豪民盤踞的地方，法律不完善反而加劇了兼並。沒有法律的充分保障，就沒有立足的基礎，只有通過發財，農民才能爭取到可憐的自由，於是，“恭喜發財”成了他們內心中最執著、最迫切的呼聲。
事實證明，中國農民像世界各地的農民一樣，是有經營天賦的，他們也有經濟理性，只是長期被壓抑，所以只有通過節日的縫隙來發洩一把，日久成俗，至今未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