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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2011年12月20日，在與政府達成協議後，烏坎村村民拆除路障。 |
廣東省陸豐市東海鎮的萬人大村烏坎村，在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兩次爆發數千人參與的上訪遊行，要求懲處以村支書薛昌為首的村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班子成員，控告其私賣土地、操弄選舉和貪占村財，要求整理村務、得回選舉權和收回土地。12月11日，被陸豐市警方抓走兩天的村民薛錦波死於看守所，事態激化，局面一度變成尖銳對峙。
12月20日後，在中共廣東省委的支持下，村民訴求獲得認可，烏坎村舊的權力架構被徹底推翻，新的治理秩序獲得確立。
2012年1月到4月，記者四赴烏坎，數次專訪了現任烏坎村村委會主任(兼任烏坎村黨總支書記)林祖戀、村委會副主任、曾擔任村民理事會會長的楊色茂，多次採訪了莊烈宏、洪銳潮、張建城、孫文良、張建興、蔡義峰等多位上訪組織者和新的兩委班子成員，還採訪了部分原村兩委班子的成員，包括曾與薛昌一起被帶走調查的原村委會出納，見證了烏坎村新治理機制形成的部分關鍵時刻。
在2011年12月廣東省委明確表態支持烏坎村民維護正當權益之後，外界多認為，烏坎事件獲得正確處理，主要是因為11月21日上訪遊行後獲得了世界輿論的關注。但多位烏坎遊行事件組織者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他們感謝媒體的關注，但認為媒體關注只是多項助因之一，即使媒體傳播範圍小一些、慢一些，省委高層領導對事情真相了解得稍慢一些，哪怕付出再沉重的代價，烏坎最終也必須要達到這個結果。
薛昌王朝
2012年1月，林祖戀、楊色茂等烏坎維權運動的組織者，在與本記者深談時，都多次用到“薛昌王朝”一詞。薛昌在村民總數近1.2萬人的烏坎執政41年，為人寡言但強幹，村兩委班子多年追隨其人，一切村務均仰其鼻息。“多年前，一位曾經在東海鎮當過書記的陸豐市政府幹部就對我講過，烏坎就像是一個獨立王國，外人都喊薛昌‘烏坎皇帝’局長級別的見了都趕著要跟他握手的。”林祖戀說。“烏坎有海港，又有大片土地，薛昌既有錢，又有光環，是全國勞模，又是陸豐、汕尾、廣東三級人大代表，全國先進黨支部的書記，多年來倚靠威權治村，9月21日上訪遊行事件發生前，沒有任何人敢公開對他講一個‘不’字。”
記者在烏坎多次隨機採訪村民，受訪者他給出了這樣的看法：他話很少，不理人，別人也不敢跟他多說話。除了過年過節他會到村委班子成員家裡走一下，很少在村裡走動。有什麼事，都是手下的人做。
薛昌在烏坎的治理模式，據原村委班子成員陳昌來和包括林祖戀、楊色茂等人在內的多位村民介紹，框架如下：
村務和鎮黨委、政府交代的黨務、政務事項，依靠兩委班子、村民小組長和聘請的人員。兩委班子成員為親宗和追隨者。村黨支部在薛昌執掌以來，40餘年黨員只發展到130人，且質量差，多為薛昌和兩委成員的親屬、朋友。村民代表也多為兩委指定。
財政，倚靠賣地和辦公司，創辦了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以其為依托，引資招商，出賣土地，劃賣宅基地，創辦企業收取租金或分紅。薛昌和村委會主任陳舜意長期輪流擔任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法人(主要是薛昌)，並在以烏坎港實業開發公司名義與港商合辦的公司裡擔任副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等職務。兩委班子成員低價劃地，轉賣或者蓋商鋪出租，村兩委近20年來共賣地近萬畝(準確數字尚待官方核實公布)，村民僅獲得兩次補償，數額分別是：每人500元和50元，為開發地產，村兩委破壞了1310畝稻田和3000餘畝旱地，致村民喪失基本生產資料。
安保，除村裡有武警邊防派出所外，村委還專設了一個治安隊，有近30人。莊烈宏、張建城、洪銳潮等維權組織者指該治安隊實際淪為了薛昌恐嚇村民的打手隊，稱他們曾多次將欲狀告薛昌的村民堵在家裡毆打或威脅，也曾在廣東省政府門前守候和恐嚇、驅趕上訪村民。
薛昌的權力來源，在烏坎還是管理區時，來自上級黨政任命。在烏坎管理區變革為烏坎村後，村支部應該由全村黨員選舉產生，但由於黨員多為薛昌和兩委成員的親屬、朋友，楊色茂和林祖戀都指薛昌實際是自相授予，他又與上級黨委官員利益關係密切，“就像袁世凱稱帝，自己給自己戴帽子。”
依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委會本應由公開選舉產生，權力來源本應是村民大會和村民代表大會。村民指村委會主任長期由薛昌指定陳舜意擔任，實際沒有辦過公開選舉。對此，原村委會委員陳昌來有爭議，他對記者說，舊村委會選舉是依法進行的。
然而，2012年1月，記者在烏坎獲得大量村民和參與組織選舉的小組長出具的打模證詞(打模：摁有紅指印)，證實是由村小組長和會計背著流動票箱串戶填票，最少的一個組只走了5戶人家，只有15個選民填票。當時統計的全烏坎7107個選民，只有不到500人填了票，其餘票是小組長們將票箱交回選委會，由選委會處理成6768人投票的結果。“村委委員的得票率都高達90%到94%。這種做法比豬還蠢！”楊色茂在3月2日笑著回應，“這居然得到鎮上的認可！”
林祖戀分析，這是因為村、鎮乃至市部分官員形成了利益同盟，一方面長期享用“薛昌王朝”威權治理下資金賬外運行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只要表面平靜，有人上訪反映情況，能摁得住就行，甚至出事、超出鄉鎮處理能力了，還能以穩定為由綁架上級政府，通過上級政府對更上級實行瞞報，同時調動力量盡力壓制。
由於長期獨斷專行，村務不公開，選舉暗箱操作，土地隨意出手，令村民感覺利益嚴重受損，薛昌率下的烏坎村兩委班子被村民罵作群貪，2011年12月，紀檢部門將薛昌、陳舜意和出納鄒釵帶走審查。
2012年1月，廣東省派駐烏坎工作組發現了嚴重的財務問題：
會計與出納長期不對賬，公款私存，私設小金庫；“內部控制嚴重失控”，經濟業務無法判斷真偽；大部分經濟業務直接現金支付；花費巨資購買高檔轎車、支付巨額工程資金用自制收據入賬；多項支出收入不入賬，巨額固定資產不入賬且不登記明細賬，數萬平米土地變更不在財務反映，大塊土地作價投資不入賬，以致權屬模糊；以月息1分5到月息3分的高利息借入100多萬元巨資，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日期都缺乏記錄；與合作港商分紅時有意虛增巨額收入，提高分配基數，並且給港商分紅的比例大大高於港商占股比例；將原本屬於村財的賬目刻意納入實業公司核算；巨額應收租金遲遲不收，且並不列入應收賬款記賬。
根據省工作組財務問題小組出具的《烏坎村財務收支審查報告》(徵求意見稿)，單項涉及金額都在數十萬元乃至百萬元以上。
舊局朽崩
省工作組出具的報告以細致的事實指出，村兩委的薛昌負有領導責任，陳舜意、莊景根、鄒釵、陳昌來、鄭寶冰等人負有直接責任。
4月23日，省工作組公布，已查實烏坎村原村兩委幹部主要涉及非法轉讓土地、利用職務侵占村集體財產等違紀問題，並追究了8名幹部的黨紀責任，下一步清查土地問題時如發現有違法問題一並移交司法機關。陸豐市、東海鎮及基層站、所共12名幹部也被給予黨政紀處分，有2人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而在一個月前，前村兩委班子的成員在見到記者時卻都喊冤。3月，初步審查到一個階段後，薛昌等三人被放回家治病。薛昌及其家屬避而不見記者；陳舜意的家屬對記者稱冤且說陳是個老實人，只是聽領導安排做事。但省委報告中明確指出了陳本人涉嫌巨額財務違規的具體事實。
3月底，出納鄒釵在家中接受採訪時解釋，資金使用和賬目完全是依照薛昌、陳舜意和其他幾個村黨支部副書記、村委的安排，自己是兩委班子裡職位最低的村官，薛祖專、薛玉寶等村支部副書記都沒有被帶走審查，令其感覺十分不公平。
薛祖專不肯接受記者的採訪，說：“我是多年的老黨員了，相信黨、相信政府，能給我們這個兩委班子一個客觀公正的對待，能還我們一個清白。”
陳昌來在家中對記者堅稱兩委班子是清白的、薛昌並無大過，村民鬧事只因溝通不夠、年輕人想上台施展身手。對於薛昌大量出賣土地，他承認確實是薛昌一人說了算：“薛昌沒有文化，很可能是被商人騙了！”
其他原村兩委幹部，避不肯與記者見面。
為何樹有多年威權並曾獲得上級黨政支持的“薛昌王朝”，會驟然間垮塌？鄒釵等幾位舊村兩委班子成員，唯一承認的就是：我們這幫人太老了——薛昌做了41年的一把手，陳舜意做了幾十年村主任，鄒釵自己也做了三四十年出納，全都是70歲的人，思想和行為方式都已老化，溝通不夠，不了解年輕人，封死了新人的上升渠道。
中山大學學生辜培欽在烏坎做志願者時，運用他了解的空間政治理論來評價這個“老舊”的治理機構：
權力結構被固化下來，像屋子框在這裡，這是第一空間。但裡面的生長是不會停息的，是怎麼也壓抑不住的，這就是第二空間：認知和生長。當生長到一定階段後，第三空間出現，行動能力實現，必然形成衝突和反抗，舊的秩序會被打破，形成新的結構。
楊色茂用“政治壟斷”來界定“薛昌王朝”的四十年，林祖戀更愛用“利益同盟”，新任村委、曾任村民理事會理事的孫文良則認為，移用省委書記汪洋提出的“利益格局”更切合——薛昌不僅在烏坎村形成自己的勢力，也在東海鎮和陸豐市建立了密切的聯動關係。佐證是：烏坎村民9月21日數千人上訪後，為給外界和上級政府造成只有少數人反對薛昌統治的印象，當地一邊向上報告只有200人上訪遊行，一邊炮製民意，利用陸豐市第十四屆、東海鎮第十五屆人大代表選舉的機會，刻意對抗烏坎全體村民汹湧的民意，授意薛昌搞假選舉當選人大代表，並迫不及待地在報紙上發布消息，稱薛昌當選合法有效。“為什麼會垮得這麼徹底呢？這樣幾十年沉澱下來的牢固的利益格局，長期壟斷烏坎的權力，還有一幫爪牙相幫，薛昌這個班子才賣地、貪污得這麼放肆！甚至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腐敗。這下子，是讓所有村民都拼了命起來反對他，誰也保不住他！”孫文良說。
新“政治動物”崛起
烏坎事件爆發後，由於村民一度封閉村莊，與陸豐市政府形成尖銳對抗，外界多稱，烏坎民風彪悍。但記者在四個月內四次進入烏坎與村民相處，特別留意其民俗民風，所見所感與外界傳聞差異很大。烏坎村民待人溫文寬厚，為人大多克己守禮，樂觀知命，輕易不做過分的事。走街串巷，會見到一些貼在大門外的字跡工整的繁體字對聯，竟然都是只有小學或初中文化的中青年房主自己原創和書寫。
村裡神廟眾多，由神明理事會管理，這個機構可算是自我治理比較完善的民間組織，它會在每家神廟定期公布受捐情況和資金使用狀況。每個神廟的主神，每年都會過一次神誕日，某廟主神過神誕的這一天，其他神廟主神的“神主”(神像)會移到這家的廟堂，一起享受神明理事會理事為其操辦的社戲，這社戲，頗得村中老人小孩的喜歡。村民對神廟這種公共文化事務的態度熱心。據仙翁戲台對面華光廟的理事說，資金主要靠村民主動捐出，在神廟對面修大戲台也是一樣，這樣的戲台，往往成為村民重大事件的議事場所。
傳統文化中，尊重組織、講秩序、重公共事務和溫良恭儉讓等優秀的部分，烏坎傳承的似乎好於內地鄉村。這使得他們起而對抗“薛昌王朝”的鄉村暴政時，具有更好的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也更不容易被分別收買。
2012年2月29日，因報名參選新村委，老村委幹部陳昌來當眾發表參選演說，村民當場沒有做出過激的反應，台下對他憤怒不平的村民，硬是忍耐到他發表完演說，直到他離開擴音器之後，才有一位80餘歲老者走上台，當眾發表對陳昌來演說不滿的意見。
保有傳統文化秉性的烏坎人，具備溫文堅定的氣質，許多人有做事決絕、敢於擔當的一面。
莊烈宏、孫文良和洪銳潮幾次對記者說，烏坎人要麼就不做，要麼就做到底，不做時，風平浪靜，一做時，就風起雲湧了。
烏坎事件早期的組織者，是一批不到30歲的青年。早期的三位主要組織者，均為普通農民家庭出身，小學到初中文化，在外打工多年。
莊烈宏，1983年出生。初中畢業後在外打工，後在佛山租小店賣服裝，常遭遇因做火生意後被店主擠走的事，故不願再過無根的漂泊生活。他自述10餘年賺了一些小錢，但父母在烏坎並無住房，20餘年靠租房生活，又因薛昌搞地產開發破壞數千畝耕地，缺乏生活來源，只得靠莊烈宏每月寄至少2000多元才保證基本生活，常自感長此以往，永遠都會不如外來打工仔。
張建城，1986年生，雖新婚，但不得不在外租房，為支付租房和生活費用，婚後便不得不出外打工。張建城的弟弟張建興，2009年9月參與組織上訪時才18歲，許久以來便無住處，不得不在少年朋友處四處借宿。他在高一時，終於棄學去佛山順德打工，因管理能力出眾，2011年時已升任中域電訊手機店的總店長，管理三個分店，2011年9月21日烏坎村集體上訪遊行事發後，他不顧莊烈宏等人阻勸，棄職回村參與。
洪銳潮，1985年生，在外打工，家裡居住條件同樣緊張。他與張建城是同學、密友，也是集體上訪的中堅人物。他們依靠網絡互通聲氣，組織到省、地、市三級狀告薛昌的行動。洪銳潮的姐姐洪瑞卿與洪銳潮的同學陳素轉，在2011年9月集體上訪事件後都成為烏坎村婦女的主要領導者。
2009年2月，有人通過網絡社交平台建立的“烏坎熱血青年團”(後改名“烏坎愛國青年團”)，已經發展到數百人，該群的建構者網名代號“愛國者(微博)一號”，一說其為莊烈宏，但莊烈宏並不承認，莊對記者稱，自己的代號是“愛國者五號”。
此前，網絡暗戰便已開始。群管理者發現有成員在不斷試探其他成員的真實身份，一些身份暴露者，在家中收到薛昌治下治安隊的威脅。
2009年2月，村民與薛昌的對抗，從網絡第一次公開地進入現實。以“愛國者一號”名義發布《給烏坎鄉親們的一封信——我們不做亡村奴》，傳單出現在烏坎村的各個街巷和廣場，村民已成村奴，薛昌班子將土地全部賣光，將來村民沒有立身之地。
主要的組織者們在網上約定，在2009年6月21日去省政府上訪。但該信息洩露，2009年6月，薛昌派副書記薛玉寶開車去佛山順德找到莊烈宏，要求其答應不上訪。對於薛昌的勢力，莊烈宏表示，“我也很害怕的，但是沒有辦法，沒得生存啊，不告，沒有出路，告，也許有生機。”
6月21日上午，因原已說定100餘人在省政府門前上訪，莊烈宏等人預備了100多份盒飯，“到了省政府的村民一看，薛玉寶帶著幾十個打手在那裡等著，就散了。100多個盒飯，只好扔掉。”莊烈宏、張建城、洪銳潮等七位骨幹在廣州逗留到次日，終於有五人乘隙進了信訪室，遞交了上訪材料。
自此直到2011年9月21日之前，莊、張、洪等五人在省、地、市、鎮四級上訪12次，均無任何實效。
而兩年內，烏坎熱血青年團的成員，數量已經擴大到上千。一些在校中小學生也暗地加入。關心烏坎村務，成了流行元素。
2011年6月，在深圳等地做工廠幹部的楊色茂圖謀回鄉發展，“痛感村治黑暗，想用民主選舉來改變現實。”他用手機編發了一條信息，提出自己的競選大綱。這條短信是群發，短信在烏坎傳遞。烏坎熱血青年團的骨幹們找到楊色茂，他看了青年們兩年來的上訪歷程，感覺青年精神可嘉，但是利益集團勢力強大，繼續上訪也不會得到處理：“大鬧大處理，小鬧小處理，不鬧不處理，烏坎村的上訪形勢，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2011年7月25日，陸豐市在烏坎等地張貼了關於“濱海開發新區”徵地的通告，通告占地4000多畝(官方有人說僅400餘畝，村民傳言實際占地近萬畝)，指明在陸豐市碧桂園項目領導小組辦理手續。碧桂園將在烏坎開發大片土地的消息，在青年中遍傳，這被楊色茂稱作烏坎事件的“導火索”。7月底，青年們組織了一次在南海莊園的聚會，與會者人數、商談的具體內容，至今仍未公開。
青年發起的對抗“薛昌王朝”的行動，在持續發展，已經吸引了楊色茂、薛錦波等中年參加。中年人的策略和經驗與青年的激情結合，促成兩個月後的第一次集體上訪遊行。
9月20日，莊烈宏、張建城等人率青少年在烏坎村多處張貼公告，公告稱，為更好建設家鄉，請鄉親們次日上午九點集體商議家鄉發展。公告被村委會發現後，治安隊長帶人清除，受到村民圍罵抵制。
9月21日，村民聚集的數量，由組織者期望的三四百人，快速增加到數千。孫漢場、楊色茂發表倡議後，村民整隊出發遊行到市政府門前，提出歸還土地、落實選舉權和村務財務公開等訴求。因對政府官員的答覆不滿，歸途中，部分參與上訪的少年，砸了部分占地企業，並衝進村委會。
次日上午，數十人的防暴特警整隊從村口向村委會行進時，遭到村民土石磚塊的攻擊，警隊後退到村口派出所附近，事態演變成對峙、衝突，部分村民被打傷。但村內有人發布謠言，說有小孩被打死，導致局勢迅速激化，警隊被湧來的村民壓迫至派出所內，多輛警車被身著校服的少年掀翻、砸壞。下午三時，村民推舉代表與政府官員開始對話談判。至此，薛昌率領下的村兩委依靠警方恢復秩序、重建治理的企圖完全破滅，村兩委雖然仍被政府承認，但在烏坎村內，“薛昌王朝”已在村民心中徹底垮塌。這天，楊色茂等中年開始成為談判的主角，挺身出來主持召集村民開大會商議形勢。
9月23日，林祖戀、伍譚安等曾有過官場經歷且為人正直的老人，在目睹維權行為有滑向騷亂的危險後，站出來控制局面，呼籲堅持維權但同時嚴格自律、制止暴力行為，並發起募捐以備後續之需。村民依每姓氏1至5人的原則，從全村38個姓氏宗族裡，推選出117名姓氏代表，再由其中選出13位組成村民臨時理事會，由於楊色茂在關鍵時刻敢於擔當，林祖戀、伍譚安等老人共同推舉其擔任臨時理事會會長職務。
烏坎的領導者結構進入形成期。相對成熟堅定的中年——楊色茂、薛錦波等人，自此走上台面，擔負起與政府官員對話、談判和配合官方處理維權事務的責任。林祖戀、伍譚安等老人，因在關鍵時刻發揮其政治的敏感和官場經驗，控制住了危險局面，而成為核心人物。在伍譚安因家屬為公務員退出後，林祖戀成為烏坎村的實際最高領袖。
在林祖戀指揮下，處事相對穩重的中年群體，以楊色茂、薛錦波為首，運作村民臨時理事會，作為組織明線，面對陸豐和東海鎮出台的各項措施，及時應對或虛與委蛇；莊烈宏、洪銳潮、張建城等代表的青年，則成為組織暗線。他們搜集整理薛昌班子的各項違法證據、實施林祖戀安排的各項具體事務，組織護村隊，保護林祖戀等領導者的安全。
權利的博弈
從2011年9月到12月初，對烏坎事件的處理，政府方面以陸豐市為主實施具體應對措施。
9月，陸豐市派出工作組，從選舉、財務和土地等幾方面介入村民訴求，開展入戶調查。11月1日，陸豐市決定免去薛昌村支部書記職務，免去陳舜意副書記職務，同意陳舜意辭去村委主任職務，由東海鎮副鎮長朱茂強兼任烏坎村支書。但這與烏坎村民的訴求相去甚遠。
烏坎村民反對的不只是薛昌與陳舜意個人，而是整套舊班子；也不僅僅限於烏坎村，而是整個“烏坎利益格局”，包括事發後一直袒護薛昌的東海鎮黨委書記黃雄，以及其他利用烏坎土地獲取利益的官員，亦指向利用薛昌的獨裁在村中圈占土地非法獲利的商人。
林祖戀指責東海和陸豐處理此事過於輕飄：“9月28日，正是烏坎村裡最敏感的時候，東海鎮與陸豐市人大代表選舉，經過協商，我們為代表選舉讓路，推遲村民臨時理事會到29日再選，但27日，鎮上來人布置，薛昌靠流動票箱提前劃票收票，28日，真正的選舉會場成了擺設，只有極少數的人在現場投票。通過製造虛假民意，薛昌居然當選市人大代表，這個結果還被政府搶著在媒體上公布。”
“這與陸豐在21日當天向外公布說上訪人數只有200餘人，是連環配套的陷阱，是為了蒙騙上級政府和外界群眾，讓人誤以為，烏坎村絕大多數人是支持薛昌的。誤以為反對者只是一小撮。”
林祖戀一方面以臨時理事會積極配合當地官員提出的措施，另一方面通過青年隨時跟進、搜集和整理新形成的違法證據，向省人大、省政府以及中紀委遞交上訪材料。
在東海鎮配合薛昌假選舉被揭露後，鎮黨委書記黃雄對村民提出，薛昌已經72歲，年紀大了，希望給薛一個面子，並動員陳舜意頂缸為此事擔責，遭到陳舜意拒絕。楊色茂稱，11月18日陸豐市長邱俊雄要求東海鎮書記黃雄出具該次選舉無效文件，但直到春節都未正式下發。
11月15日，不滿陸豐市的拖沓延宕，楊色茂主持召開臨時代表會議，會議決定20日開村民會議。會上，林祖戀對村民出示證據，表態與村民共同堅持原定訴求，打破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的利益聯盟。決定次日再赴市府上訪。林祖戀擬定了次日上訪的口號和標語。楊色茂在其中加入了“打倒獨裁”、“還我人權”這兩條：“我們反對的是‘烏坎皇帝’薛昌的獨裁統治，他的框架還在那裡，至今大而不倒，隨時有可能死灰複燃。我們要的是法定權利，要求歸還村務管理權、選舉權。”楊色茂、薛錦波等協調配合，莊烈宏、張建城等抽調150名青年組成上訪秩序維護隊，防止9月的打砸現象再次出現。
11月21日，4000餘人再次上訪，引起高度關注，數十家媒體湧入，並自此長駐村內，動態報道烏坎事件。但對這次上訪，陸豐市委宣傳部發網文報道為400人，稱其為少數村民的不滿，這令村民意識到，陸豐仍在決心保護薛昌營造的舊“利益格局”。“不敢面對現實，逃避實質問題，這迫使我們不得不繼續爭取。”林祖戀說。
明線，林指派楊色茂給陸豐市長打電話，指責官方背信，為保護利益關係人，不惜扼殺村民的民主、土地和村務等合法訴求，並由楊色茂率村民理事會代表向政府提出建議，在道義上占據高地。
暗線，則安排青年加強護村措施，防範突擊進村抓人。整理各項證據，向中紀委、廣東省委遞交材料，述說村民的合法訴求。宣傳組則在緊鄰林家的新聞中心張貼告示，強調村民的訴求是在法律框架之內，是為了基本權利，是有限訴求，而非政治要求。並且一再聲明，烏坎村全體村民“擁護共產黨，擁護黨中央”，反對的只是少數違法亂紀、獨裁專斷的貪官污吏。
但12月9日，陸豐市公安局仍發布通告，捉拿林祖戀、楊色茂等組織者。此前，12月1日，莊烈宏在順德被控制，2日，消息傳回烏坎。3日，汕尾、陸豐部分政法官員在南海莊園與楊色茂對談，要求楊色茂和其他領袖集體自首，以獲輕判，否則，最低也將判刑十年以上。4日，警力在村外集結。9日，薛錦波、張建城、洪銳潮在陸豐市公安局通告發布的當天被抓捕。
林祖戀指導召開村民緊急會議，通報上訪領袖被抓。抽調青壯年分批輪流全天候把守所有入村通道。為保證領導系統安全，仍由楊色茂作為與政府公開聯繫的談判對象，林則被動態隱匿在其他村民家中：“那段時間局勢是比較緊張，沒有時間想那麼多，也沒什麼可怕的，惟有將事情做到底！”
10日凌晨，7輛警車在村口鳴笛被村民驅走，鑒於此，上午，村民砍倒大樹，堵塞、封鎖入村通路。警方撤到兩公里外，設置關卡盤查，海上有公安巡邏，防止火藥流向烏坎。
11日晚7時，薛錦波猝死於汕尾市看守所。烏坎村中遍地悲聲，村民在村中集會，祭奠死者亡靈。萬餘人大村，全村罷工、罷市、罷課，靜坐，多數村民決意維權到底。部分村民家中缺少資糧，部分生活物資依靠村外捐資救助。雖並未真正發生斷電、斷水、封村的狀況，但斷電、斷水、封村的謠言卻已散播。
當地安排了一些烏坎在外上中學的學生代表和外出鄉賢，在陸豐市政府與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對話。鄭雁雄發表講話，承認村民訴求的合理性，也對事態的發展，做了一些澄清，他的講話被製作成光碟，於19日送入烏坎。但迅疾被人斷章取義，被截圖和截取部分視頻發上網絡，引致新的不滿。
在此關鍵時段，中國社科院於建嶸、中山大學朱健剛等學者，組織了有關烏坎形勢的分析研討活動，建議廣東省委省政府直接介入處理。廣東省社工委專職副主任劉潤華約見學者，學者提出了希望撤離警察、釋放被捕村民代表、成立省委工作組和組織村民重新民主選舉的系列建議。劉潤華將學者建議與自己的研究報告組成內參，直接提交給受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委托而專門處理此事的省委副書記朱明國。
20日，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在陸豐市幹部群眾大會上宣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和關心烏坎村群眾的利益訴求，決定成立省工作組，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為組長、副省長林木聲為副組長，工作組由9名廳級幹部和一批業務骨幹組成，將以最大決心、最大誠意、最大努力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盡快恢復烏坎村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
21日，在張水金陪同下，林祖戀赴陸豐市政府，與省工作組見面協商，朱明國承諾陸續釋放被捕青年村民、對被捕期間猝死的村民薛錦波再次確認死因並盡快交還遺體、承認臨時理事會合法，並表示省政府工作組將查明真相、“涉及哪一級就查辦哪一級”。
30日，省工作組宣布，初步查實，村民訴求合理合法，薛昌班子成員此前已被汕尾市確定雙規審查。
至此，以林祖戀、楊色茂等人為代表的烏坎新領導群體，無論在民眾之間還是政府系統，均建立了穩定的地位。
機制深憂
1月15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幹部與陸豐市、東海鎮幹部出席烏坎村黨員大會，組建烏坎村黨總支部，並成立了烏坎村委會重新選舉籌備小組。林祖戀獲得任命，成為烏坎村黨總支部書記和選舉籌備小組組長。
此前，網友來烏坎者甚眾，有網友斷章取義發微博，激起村民反感，被驅離。而2011年12月22日從北京來的村委會選舉研究者熊偉來到烏坎，成為了林祖戀家的常客，直至3月烏坎村村民委員會選舉結束方才離開。林祖戀對記者表示，省委工作組對於熊偉在烏坎為村民提供有關村委會選舉法律的咨詢和提供一些選舉建議，表達了寬容的態度：“他們認為學者可以留下來。”
中山大學學者朱健剛解析，在烏坎這個相對敏感的鄉村，省工作組明知有民間NGO的成員在烏坎做研究和為村民自治提建議，沒有表達警惕，而是許可，這是積極的態度：“熊偉能留在烏坎，本身就是十分有意義的事。”
而據記者觀察，即使熊偉活躍在微博上，一直發布有關烏坎的信息，但直至烏坎村選舉結束，並沒有學者或者其他民間研究機構的成員，和熊偉一樣留在烏坎，參與其基層治理制度的設計與創新。
烏坎村新領導群體，整體學歷較低，對法律的熟諳程度有限。選舉日，陸豐市民政局和市委組織部的幹部也對記者說，這裡還從未有過所有選民在一個會場集中投票，實際操作經驗有欠。而熊偉根據往昔觀察鄉村選舉積累的經驗，幫村民完善了選舉環節的疏漏、改進了選舉現場的布置，推動舉行參選者公開演說等細節的設置。
熊偉還曾推動村民表決“村民會議召集人制度”，如在必須召集村民會議時，村委會成員出於自身利益拒不召集，可以由召集人負責召集村民會議，但未能成功。
林祖戀認為，熊偉的存在，為村民理解並落實法律規定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是功不可沒。但也有人認為，熊偉在烏坎期間，客觀上未能與省、市、鎮政府建立聯繫、形成良好的相互配合關係，又缺乏與其他學者合作形成完整配套的制度設計，因此未能有效地推動制度創新。3月，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在評價烏坎村選舉時說，只是落實法律，並沒有創新。
雖然村民充分發揮民主精神，選舉烏坎新領導群體成為村委會成員，但因治理制度上未有突破，林祖戀表示，對未來仍心懷憂慮。林擔憂“薛昌現象”萬一在自己退出後重演：“同樣的法律，同樣的規定，為什麼在極少數地方才能這樣選出真正受擁護的村委會，而在大多數地方都做不到規範？為什麼過去薛昌就能操縱選舉，這次在外界高度關注下才能真選？恐怕是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如果不能探索出很具體的好的制度來實施法律，未來很難保證。”
既無創新，惟有試圖縮小機構規模——林祖戀曾試圖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成立三人村委會，即村委會只設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三個職務。一些服務更多使用聘用制度，也就是通過付款來委托給社會成員來提供服務。
“萬一哪位聘用的人員不能勝任或者發生變質，可以隨時解聘，要是村委會成員發生問題，就需要開村民大會才能罷免。”張建興透露，但這一期望，因第一次投票的結果是只有林、楊得票超過投票者半數，洪銳潮參選副主任接近半數，委員中無人過半數，三人村委會無法成立，不得不舉行二輪選舉，成立了七人村委會。
村委會重新選舉之前，烏坎的領導群體，實已發生裂隙，林祖戀始終得到全村絕大多數人的支持，但其率下的明線和暗線，選舉時已然處於實力均等的對爭狀態：部分青年，因持續數年組織上訪對抗薛昌專制、在林指揮下運作一些具體事務，在村民中尤其年輕一代村民中呼聲高，而楊色茂等中年，則因在最緊要的時刻挺身擔責、幫助林祖戀等控制局面，出面與官方談判，獲得高度認可，也更多獲得外界和官方的認可。
選舉前後，針對楊色茂等，已有謠言傳其被收買，將來處理土地問題時將出賣村民利益。2月29日，在發表競選演說時，楊色茂採取直面傳言的策略，將自己“被收買”的謠言以笑話化解，並表示將不具體插手土地事務；莊烈宏等青年則試圖繼續以土地訴求來擴大支持率。
烏坎選舉，隱約已有兩派爭閣的意味，一些人士的參選安排，使局勢屢變。
雖隱有兩派相爭的意味，但畢竟缺乏與之因應的具體選舉制度設計，因而不能形成新機制。
2012年4月7日，林祖戀邀請記者現場觀摩了新任村兩委的工作會議。主持會議的是林祖戀，村中大小事務均交付村兩委成員共同商議，並由集體表決確定。
“林老先生一直在教我們學習民主議事，”村委孫文良在會後說，“凡事他都不自己拍板，一定要大家商量，雖然他有這麼高的民意支持——投票選民91%的支持率。”
未能在機制和機構上有創新，“暫時，我只能有一個辦法，通過考察、培養一個好的接班人，來防止再發生薛昌這樣的事，”林祖戀認為這次烏坎選舉成功，並不能說明基(微博)層選舉制度是成功的，目前烏坎還沒有找到好的治理機制，因此不能說存在烏坎模式：“用什麼辦法，既能讓村民實實在在地擁有權益，又能建立一個好的機制，可以隨時應付掌權者的各種變化、防範專權的風險？希望會有懂經濟、懂法律、懂社會、懂政治的專家，幫我們做一些探索。”林祖戀幾次對記者說。
缺乏良好的制度設計，不能阻擋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基層自治的法律精神也就不能落實，這被看成是“薛昌王朝”形成的根本原因。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兩次對媒體談到烏坎事件，“在處理烏坎事件上，我們一個重要的立足點就是判斷烏坎群眾所反映的訴求是不是合理合法的，我們經過初步了解以後，認為烏坎群眾在土地等問題上的訴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因此我們就是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是那個村子裡面村支書所實際代表的小圈子的利益，這是我們妥善解決烏坎問題的一個立足的基本判斷或者是基本點。”
汪洋稱派省委副書記擔任省工作組組長，是為了“要解剖麻雀，而且要取得經驗，推動村級組織的建設……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適當的時候召開全省性的會議，把從烏坎這個點上取得的經驗、教訓用來指導全省加強村級組織建設工作。”
他在另一處談到利益格局影響改革：要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決利益格局對改革的影響，黨委和政府要首先從自己身上做起，從自身的改革做起，並處理好不同利益群體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影響。（時間：2012年6月8日 來源：經濟觀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