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總理擔心經濟出現負增長，真出現負增長，影響就會很大。經過中央的審時度勢，充分調查研究，全國人民上下團結一致，各地方、各行業努力之後，必須承認中國是率先走經濟低谷的國家。
中國的整體經濟在2009年開人代會的時候開始有所好轉，儘管當時的數據還很扭曲，解釋不了。經過2009年二季度的調整，上半年形勢就比較明朗，經濟開始回潮。
當然，應對危機採取的措施，只是在特殊情況下採取的特殊辦法，而不是常規措施。在當時經濟大幅度下滑的情況下，用通俗的話說，這些措施是強心針，否則經濟就有可能崩潰。
當然，這些措施也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比如現在大家評論的固定資產投資一年增長30%多，造成地方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問題。再比如說我們搞技術改造力度還不夠，創新能力不強。還比如說淘汰落後、節能減排力度不夠。
在那種情況下，淘汰落後工作非常難，怎麼能讓市場機制去起作用？首先是企業能夠保住，能夠活下來。
我記得當時在工業企業中有一句口號，叫做“在金融危機中不裁員、不減薪”。這個口號對不對？我覺得對，在當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穩定，必須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抱團取暖，這是對的。但回過頭來仔細琢磨這兩句話，它不符合市場規律。在那種極端困難的時候，肯定要有企業破產，有企業退出，肯定要下崗分流，肯定要減少收入，獎金也不能再發那麼多了。在極度困難的時候不減薪，不減人，什麼時候減薪減人？所以，實事求是講，改革在那種情況下可能要放緩一點。
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要穩定增長，不要使經濟下滑，以致負增長。真如此，問題就嚴重了。工業如果負增長，GDP肯定就負了，那個影響就大了。所以，現在回過頭來，要客觀、科學的總結中央應對危機的一系列決策。
剛才說的情況是2008全球經濟危機前三年的情況。後兩年遇到的問題和那個時候遇到的問題又有不同，它比較平緩平滑。
首先，宏觀調控所希望看到的經濟速度不能再那麼高，那麼高的速度，環境支撐不了，能源支撐不了，資源支撐不了，進口依存度越來越高。其次，經濟發展也不能再過度依賴於國際市場，國際市場一蕭條，進出口大幅度下滑，我們就要被迫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主線。經濟運行到那時，既有大勢的問題，也有積累的問題，還有眼前矛盾交織的問題，防止經濟過快下滑。所以，中央在宏觀調控上採取了一些辦法。
這些辦法各有評說，有不同意見，但總的來看還是起效果的。
我覺得，現在提出的一些措施都是應對危機以後，總結經驗教訓得出來的，是得當的。比如，我們要把發展建立在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基點上，不能過分依賴於國際市場。擴大內需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消費，一個是投資，更主要依靠消費拉動。這就提到分配制度的改革，提到產品的品種、質量，讓人民放心，提到社會保障，讓人民解除後顧之憂。我們還提出投資拉動的規模不能過大，年增長30%多不行，現在降到20%。更主要是調整投資結構，更多靠內涵式發展，靠技術改造拉動，淘汰落後，防止避免化解產能過剩的問題。提出創新驅動企業是主體，這一路徑解決了我們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提出加快改革開放，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動改革開放，在改革上要有總體設計，頂層設計，要有路徑圖，要有時間表。而且重點指出了財政、稅收、價格、金融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我覺得這些正確的政策，都是在總結應對危機的經驗和不足上得出來正確的途徑。
因此，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部分最後一句話說，“實踐證明，這些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我覺得應該統一認識。
我們要總結應對危機的經驗不足，或者是教訓。但是要在那個特定的環境下，特定的情況下採取一些非常規的措施，有些是迫不得已，第一，經濟不能垮掉，企業不要垮掉，用張德江同志的話講“要留住企業這個根”，這些措施歷史自有評說，我覺得現在不能反過來對應對危機的那些措施進行過多的指責，這也不是實事求是。
所以，我很贊同這句話，“實踐證明，這些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回過頭來，情況變了，形勢變了，過去有些做法現在不能延續，某些刺激消費的政策又要退出。
對於“1.6升汽車購置稅減半”，就有人批評，城市道路搞成那麼堵，都是工信部搞的。你們說發展小排量汽車，這個批評我們也要聽，也有道理，但你不能說當時的決策是錯誤的，如果沒有那個決策，汽車工業垮掉了，它的產業鏈很長，我們的損失可能更大。
一件事情不能十全十美，總是有利有弊，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花點力氣總結我們應對危機的經驗和不足，以利於我們今後怎麼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速度適當放緩，更加推動改革，推動創新，推動開放，使我們的經濟健康發展。
（來源：今視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