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時任地質礦產部部長孫大光開始在全國地質系統考察幹部，為部級後備幹部選將。
“從1980年開始，先後組織了五批這樣的考察，涉及三十多名中青年幹部。我有幸參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2010年1月13日，在孫大光去世五周年紀念日，溫家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回憶文章，稱：“我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就是這樣從山溝裡被選拔出來，一步步走上領導崗位的。”
在西北山溝裡磨礪十四年後，1982年，溫家寶由甘肅調入北京地礦部，擔任正局級的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
從地方到中央
赴地礦部工作後，溫家寶曾經給潘桂堂寫去一封信：
“經中組部批准，上個月我已調任地質礦產部政策法規研究室主任，這對於我來說有著一副不輕鬆的擔子。前面的道路不會是平坦的，困難很多，我還是堅持這樣的人生要義：聰明老實，且多聞多思，實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公道自在人心。”落款時間是1982年12月19日。
1983年，溫家寶就升任地礦部副部長，分管計劃、財務等工作。
對於孫大光的知遇之恩，溫家寶心存感念，即便後來到中央工作時，也不忘逢年過節看望老領導。“我父親不過是發現了一個人才而已，他只是做了一個伯樂。”孫大光之女孫茜苓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溫家寶調入地礦部後，大學同窗潘桂堂常赴北京出差，幾乎每年都會見他一面。上世紀80年代，地質工作正面臨經費短缺的困境，即便如此，潘桂堂也從來沒有請老同學“走後門”，“我們的青藏高原項目都是按程序一步一步報上去”。
但作為地質專業出身，溫家寶的確非常重視地質事業的長遠發展。“國務院做出關於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就是他當副總理後期的事情。”潘桂堂認為，1998年地礦部被並入國土資源部的影響很大，“這個決定以後的十幾年，是地質工作最輝煌的時候。”
在地礦部副部長任上不足兩年，1985年春天，溫家寶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據人民網2012年報道，溫家寶在上世紀80年代得到重用，主要因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選幹部不任人唯親，很重才幹”。胡耀邦挑選標準有四個：副部級以上、年輕、學歷較高和有才能。一位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近10年、作為溫家寶直接下屬4年多的人士說，“中組部考察時，發現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僅僅是個只懂技術的幹部。”
關於這段往事，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曾對《東方早報》回憶：“王兆國同志跟我講過，當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就跟我父親提出來，說：‘中辦還要有一個副主任，耀邦同志你看選誰好？’父親就說：‘中辦這個崗位非常重要，你要選一個非常優秀的幹部，最好選一個我不認識的幹部，要選你認為最優秀的。’因為如果選他認識的，將來一些原則問題不好處理。這樣，兆國和中組部專門挑選了家寶同志。”
從中辦副主任到主任，溫家寶給下屬留下工作非常細致的印象。“我們寫的文件，包括研究室的領導都覺得沒問題了，他還是能發現一些問題，比如措辭不當等。”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中辦工作過的吳稼祥覺得：溫家寶做任何事情都非常認真。
之後，溫家寶從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管的事項愈發繁重。1992年後，溫家寶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兼任書記處書記，主管財經、科技、農業和農村工作，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防汛總指揮部總指揮等職務。
“溫家寶是個開明的人，對不同領域的知識都能包容。”香港專欄作家馬玲分析。上世紀90年代，溫家寶在家中也告訴李溥，“每天無論多忙，睡覺前他一定看書一個小時。”
從每年兩會後的記者招待會，到各種即席講話中，溫家寶喜歡引用中國古詩詞。李溥就聽說，溫家寶父母搬到北京以後，他父親很快就到書店買了一本《明史》，“因為溫家寶家裡二十四史就差這一本，他父親給他補齊了。”
南開校友、台灣女作家齊邦媛寫的《巨流河》溫家寶非常喜歡，還推薦給南開中學的老師閱讀。李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張伯苓之孫張元龍聽說後，2012年赴台灣訪問時特意面見齊邦媛談及此事。齊邦媛為溫家寶簽字贈書一本，帶回來通過我轉交給了他。”
敢負責任
1998年3月，溫家寶在全國人大九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在隨後出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那一年夏天長江抗洪搶險行動中，溫家寶擔任總指揮。
據人民網報道，當時，湖北武漢汛情告急，荊江已超過國務院規定的分洪爭取水位，輿論急切要求炸毀荊江大堤，分洪以保武漢三鎮。當時難以抉擇，如果炸堤分洪，公安縣將化為澤國，40萬人無家可歸，並造成15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而萬一決口，武漢三鎮將遭淹沒，損失更非千億元所計算。
作為前線總指揮，溫家寶最終決定固守大堤。經過護堤官兵艱苦卓絕的努力，大堤保住，洪水終於退下。溫家寶後來曾跟老同學潘桂堂說起此事，“除了根據自己的專業做出一些判斷外，最後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聽了氣象專家和水利專家兩方面意見，沒聽當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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