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自己顯然知道“球”在哪，人民幣匯率機製成功改革也讓其贏得了“人民幣先生”的稱號。
2002年底，周小川剛剛出任央行行長之時，日本就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風潮，美國隨後加入，國際上壓力一觸即發。周小川一邊向全世界表明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決心，一邊加緊進行匯率機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晚，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佈：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消息一出，震驚世界。
“我不喜歡這個稱呼。”周小川曾明確表態，“如果因為我說話對人民幣有影響，才叫我‘人民幣先生’，我覺得這個稱呼不合適。但如果是因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那倒是未嘗不可。”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一直在有序推動，2010年6月，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核心是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繼續按照已公佈的外匯市場匯率浮動區間，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
周小川自己對此的評價為：“目前，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顯著增強，逐漸趨於合理均衡水準，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調節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初步顯現。”
最佳行長
除了匯率改革，周小川這位網球水準不低的、學術功底深厚的行長，隨後又主動擊出了多記漂亮的“球”。
周小川精通英語，有許多學術論文發表在國外的學術刊物上，國外會議上的英文演講也能使其更好地進行國際交流。而最引人矚目的是在2009年3月提出以特別提款權（SDR）取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建議。
“在2009年4月倫敦G20峰會前，我國正在準備，一方面我們力求客觀地分析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也感到應防止把金融危機的原因指向以中國為主的亞洲國家。因此，領導人責成財政部和人民銀行，要在G20峰會前發出一點聲音。為此，在倫敦峰會前一週，人民銀行網站連續刊登了4篇文章。”周小川在新書裡披露說。
2009年3月23日，央行在其網站的醒目位置發表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中英文稿）》，他建議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鉤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西方媒體大多認為，這是對美元霸主地位的反擊。
隨後，《關於儲蓄率問題的思考》、《關於改變宏觀微觀順週期性的進一步探討》、《改革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幾點認識》三篇文章接踵而至，國際反響熱烈。
而在當年12月，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選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為“警醒國際不應再倚賴美元”列第9名。雜誌評論說，周小川在今年3月大膽提出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取代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加上他對美國經濟政策的批評，顯示中國政府對自身經濟方針信心日增。
2011年周小川滿載而歸，國際金融領域權威雜誌《歐洲貨幣》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授予了周小川。《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權勢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權勢人物榜第15位。
可惜的是，《環球金融（Global Finance）》評出的2012年全球十大央行行長，周小川未能入選，他的評定級別為“B－”，比2011年降了半級。當然，全球最具影響的另外兩位行長，歐洲央行主席德拉吉、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同樣與“十大”失之交臂。
“超發”爭議
10年間也並非一路鮮花。
爭議的焦點就在於大大降低貨幣購買力的通脹危害，而更多利劍也將通脹的源頭歸結於“貨幣超發”，即貨幣發行量超過真實財富的增長量。
看看外匯儲備的數據：2001年末中國外匯儲備為2121億美元，2011年末則增加到了3.18萬億美元，10年間絕對量增長2.9萬億美元，漲了十倍多；2001年末廣義貨幣（M2）存量15.28萬億人民幣，2011年末則達到了85.15萬億人民幣。2011年比2001年凈增了69.87萬億。
“這不是‘貨幣超發’是什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中國每年新增的國家外匯儲備，全部是央行用基礎貨幣買進來的。按什麼價買？匯率是什麼價就按什麼價。巨量的人民幣供應已遠高出經濟增長的需要。
周小川卻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在中國，“貨幣超發”這個說法，接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所謂“非經濟發行”的概念。非經濟發行指超過實體經濟需要量的貨幣供應，經濟發行則指貨幣供應量正好符合實體經濟需求。由於過去中國所統計的實體經濟只涵蓋物質部門，不包括服務業，所以，隨著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及經濟快速發展，貨幣供應量很快就超過當時統計口徑的“實體經濟”的需要，表現為超經濟發行，即所謂“貨幣超發”。但實際上，貨幣供應不僅需滿足實物經濟的需要，還需滿足服務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
周小川曾用一段話來總結他在證監會時的歲月：登山講求實際，因此無論你是走在迂迴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頂，又或者在哪一點上資源分配是否最優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確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換言之，即你正在改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