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4月19日電／勞工組織對外判模式深惡痛絕，覺得這是剝削工人的極至手段。明明是在賺大錢的企業，只要把部分工序外判。就可以推卸它對基層員工的社會責任。外判往往令基層工人難以衡量創造出來的價值，因而沒法爭取自己應得的勞動報酬。
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今天在am730發表文章說，大企業利用外判商之間的競爭，往往可以促使一些外判商以低於成本的價錢來接生意。這不是天方夜譚，有些外判商為了與大企業建立夥伴關係，會願意蝕頭賺尾，希望大企業嘗試過他們的服務後，以後會願意付“物有所值”的價錢。
在這種策略下，外判商自己也是以虧損的模式經營，他們哪有條件善待自己的員工？此之所以外判模式普及後，基層工人的待遇每下愈況。這種情況在公營機構外判工作時尤為明顯。
在外判工作剛開始流行的時候，很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它可以有這麼大的遺害，在報章上還經常可以看到推介外判模式的文章。譬如Dell的零庫存，不用自己買原料生產的模式，就備受推崇。其實，Dell的高效益只不過是藉自己的品牌，把風險推給外判商吧了。至今，我們商學院裡的老師，仍在興致勃勃地向學生講外判的優勝競爭力；而投資專家則一樣樂於予外判成功的公司更高的評分，積極向股民推薦這些公司的股票。
在這種大環境下，香港人自然一方面罵富士康刻薄工人，搞到工人要跳樓；但另一面又欣賞喬布斯，爭著買蘋果的新產品；覺得蘋果能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實在了不起。香港人忘記了，蘋果其實也是靠外判賺錢；一部iPhone售600多元美金，蘋果給外判商的生產費可能不足30元，這叫外判商如何善待工人？
現實是全球的大企業都在積極增加外判的比重。他們把勞力密集與污染性高的工種，盡量外判給發展中國家去做，以便盡量提升自己的利潤；卻反過來批評發展中國家對工人不人道，還指控發展中國家污染環境，其實他們才是罪魁禍首。
透過外判式的國際分工，發達國家無需建立殖民地，一樣可以盡用全球的廉價勞動力，令自己國家的人民免受通脹之苦。與此同時，他們還可以把自己擁有的品牌與知識產權拿到世界各處去換錢，接近做無本生意。
為此，他們制訂出種種價值理念與遊戲規則，並在輿論上予以配合，在學術研究上予以支持，必要時甚至會出動武力予以維護，以保障全球化的國際分工不會被破壞。
因此，香港的碼頭工人最多只能爭取到高一點的工資，卻無法動搖外判的法制框架。這牽涉大國的利益，不容香港工人說了算。究竟哪種工作該有較高的增值，話語權仍操控在大企業手裡。按照市場不容改變的遊戲規則，工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與其罷工，不如嘗試掌握一些被列作更高增值的技能，找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
